以色列社会学家奥纳·多纳特在《成为母亲的选择》(Regretting Motherhood)中曾经揭示，许多女性“爱孩子，但后悔成为母亲”。

但当本书的两位作者爱丁和凯法拉斯向她们的研究对象问出“如果没有孩子，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些母亲中的绝大多数却都没有表达“对失去一些机会和未能施展抱负的遗憾”，更没有控诉生育如何“摧毁了她们的教育、事业、婚姻或物质成功的梦想”。（p.251）

她们告诉爱丁和凯法拉斯的是：

“(如果没有生孩子，）我要么去死，要么进监狱。”

“我的孩子救了我。”

“正是因为孩子们，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p.252)

作者因而总结道，“成为母亲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它‘拯救’了她们的生活，……她们相信是孩子让她们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而不是让她们的生活脱轨。”（p.252）

为什么成为母亲反而拯救了她们的生活？书中列举了许多受访者的真实回答。

例如28岁的白人妈妈艾莉森，她原本因吸食海洛因成瘾，没有了朋友，差点丢了工作，还从大学里退学。她评价自己在女儿出生前的生活“除了第二天吸毒，没有别的活下去的意义”。但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她开始参加戒毒项目。在接受访谈时，她的女儿9个月大：

“现在我会想：‘我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我早晨起床的时候激动不已！”（p.237）

而珍·伯克则坦白：儿子的出生为她树立了一个“值得仰望的新目标”：

“以前，我没有回家的理由。现在，我要照顾我的儿子，我要为他回家。……我可以用我的钱给我的儿子买东西。我现在有盼头了。”

32岁的非洲裔妈妈布丽尔有四个孩子，她表示

“很多人……说（年轻女孩生孩子）是为了赚取福利金。不是为了这个……甚至不是为了留住男人。只是想有个人……可以照顾，或是有个人可以爱之类的”。

19岁的妈妈凯莎也有相似的感受：

“我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我没有朋友，只有我的孩子。我甚至都无法和我的妈妈沟通了。除了我的孩子，我没有别人了。”（p.238）

珍妮弗说：

“我喜欢当妈妈的一点是，我的儿子总是陪伴着我。”（p.241）

玛丽莲则表达了成为母亲的价值感：

“当你有了孩子，……你不仅仅是在养育一个身体，而且是在培养精神，包括心理、心态和情感，你是在养育所有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把一个人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来教他，他学习，这种感觉太棒了。”（p.245）

卡梅莉塔：

“（我知道自己的儿子）非常聪明，我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是我把儿子培养成这样的。”（p.245）

孩子能治愈母亲心中因人际孤独而生出的忧郁，能给这些女性原本混乱的生活带来动力、目标、秩序和社会的认可——这些，她们很难通过其他方式获得。

与此同时作者发现，即便这些低收入女性推迟自己的生育年龄，她们的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数据显示，与那些等到二十五六岁后才生孩子的贫困青年相比，有孩子的贫困女孩的长期收入轨迹也大致相同。

换句话说，这些贫困女孩并没有因为早育而失去什么——

“早孕主要发生在那些早已因为家庭背景、认知能力、学业表现、心理健康状况等因素失去大量人生机遇的女孩身上，并且几乎不会进一步减少其人生机遇。”（p.279）

作者在访谈中的发现也是如此：“许多未婚女性都是先有学业困难的经历或是辍学后才怀的孩子”。（p.235）

而成为母亲，已经是她们极少的能主动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的途径了：“当妈妈是我知道我能做的事情”。

与此相反的是，中产阶级女性才会因为选择生育而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其中早育的影响尤其巨大。

当作者把自己研究中的案例分享给美国各地的听众时，一位过着中产生活的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孩子给贫困妈妈的生活带来秩序”的说法，因为她原本有节制的生活恰恰是因为生了孩子而变得混乱不堪。

因此这位听众无法想象，孩子竟然可以减少妈妈日常生活的混乱程度：

“她们（贫困妈妈）的生活该有多失控？”（p.251）

婚姻是一种“生育制度”：由夫妻双方合作抚养子女，不论在经济成本的角度还是教育子女的角度都是更好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共识。

本书的研究对象，这些贫困的妈妈们，也基本认可这些观点：

“她们也认为想要孩子的人应该先结婚……相信由双亲抚养的孩子比单亲抚养的孩子过得更好。”（p.283）

但在现实行动上，她们却不会先结婚后生子。她们甚至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结婚，会主动拒绝伴侣的求婚——不论孩子的爸爸是否还在身边，不论自己是否已有其他男友。

这也与我们中国的现象显著不同。中国的非婚生育率至今仍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且中国大多非婚生育的情况是，发现怀孕便会在短期内结婚。

在这些贫困妈妈们看来，虽然先结婚再一起生育孩子是更好的，但“结婚”并不是衡量好妈妈的标准。不仅如此，结婚恰恰可能成为破坏家庭、影响孩子的风险因素：

她们孩子的父亲，往往不只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且还可能因犯罪而被监禁，或者对伴侣实施过家庭暴力，抑或长期出轨，以及沉迷于酒精乃至毒品不能自拔。

这样的伴侣关系不仅不能给孩子以良好的成长环境，甚至可能给年轻的妈妈们带来更重的生活负担和更多的情感消耗。

许多妈妈还提到，一旦结婚，她们的伴侣就会认为自己“拥有”了妻子，可以支配她们做任何事。

所以这些女孩们尽管贫苦，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依靠婚姻和男人来养活，反而坚持拥有自己的经济保障才是进入婚姻的前提条件：

“她们相信自己的收入和资产可以为她们带来权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能在婚姻变质时为其提供保障。”（p.160）

贫困的年轻母亲希望在婚姻中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而属于自己的收入和资产，就是其在亲密关系中的底气。

如珍·伯克和男朋友里克的案例。即便关系亲密友好，珍“还是说要等自己有稳定的工作和‘自己名下的房子’之后，才会嫁给他”：

“如果我们离婚了，那就是我的房子。我买的房子……他不能把我赶出去。”（p.160）

既然结婚意味着风险和不再自由，那这是否可以说，她们就是不想结婚呢？

作者发现不是。她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不渴望婚姻，而是把婚姻看得非常重要，以至于不能轻易进入婚姻。因为一旦可能离婚，那就是对神圣结婚誓言的亵渎——

“在我结婚之前，我要确定他就是最佳人选，因为我不想过两三年再离，你明白吗？我一旦结婚，就想跟这个人过一辈子。”（p.169）

只不过现实情况往往是，她们很难在自己的生活圈子找到值得信赖的伴侣。她们“在很多方面都难以信任孩子的爸爸：她们不相信他们会保持忠诚，维持工作，分担账单，不打她们也不虐待孩子，不触犯法律，不沉迷于酒精和毒品”。（p.178）

这样一来，除了让时间来检验（对方是否值得结婚），还有什么方法能分辨出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呢？如果不观望，怎么能知道自己的男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对于这些女孩而言，未婚先孕甚至可以理解为对男性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男人通过考验，能够和自己一起照顾孩子、为未来而努力，那么最终他们可能结婚。

如果他没有通过考验，至少时间也没有浪费在无望的事情上——反正她们从没指望依靠男性养活自己和孩子，没有男人她们反而可以活得更好。

因此，作者如此总结这些贫困女性与中产阶层的差异：

“在中产阶级看来，伴侣关系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孩子是理想的补充。中产阶级伴侣非常重视在生孩子之前先享受二人世界，也许是因为他们预料到有了孩子后，婚姻满意度会急剧下降。……但对于贫困女性而言，母子关系才是核心，孩子的爸爸则是有用的补充。

贫困女性认为婚姻是一种奢侈品，她们渴望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但没有婚姻他们也能活下去。……另一方面，孩子则是必需品。……她希望随着孩子的出生，与伴侣的关系会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她认为在这之外她可能没有更好的机会生孩子或完成组建家庭的任务。”（pp.284-285）

由此，作者也认为，贫困女性未婚生育率的走高，并不意味着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我们这些故事揭示的最基本事实是，婚姻的意义已经改变。生育和抚养孩子已经不再是它的主要意义。现在，结婚主要是为了实现成年人的愿望，是贫困女性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p.190）

“婚姻的实际意义已经减弱，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在增强。”（p.274）

在本书之前，美国社会关于未婚生育的主流观点是：这些年轻的母亲不负责任且没有远见，才会放弃人生前景早早生育（且大多会在几年内与伴侣分手、独自抚养子女），结果让自己和孩子都落入贫困和不安的恶性循环中。

在这种观点主导之下，美国政府曾希望通过以沟通倾听为核心的“婚姻关系培训”等项目促进结婚率提升和帮助已婚者维系婚姻；以及通过一些预防青少年怀孕的措施，来努力让更多的未成年人生活在双亲抚养环境中，改善他们的福祉。

但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并没有降低未婚生育率，也没能阻止贫困继续蔓延至下一代。

本书作者的发现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贫困社区的原本就对前景无所指望的年轻妈妈们来说，生育是能够带给自己意义感的生活必需品，婚姻却是虽向往之却不知何时能至的人生奢侈品。

所以，为什么不自己养一个孩子呢？为什么要和举止糟糕的孩子父亲结婚呢？这完全不是两性能否好好沟通的问题。

作者进一步指出，婚姻的意义已经与半个世纪之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结婚不再是为了生育和抚养孩子，而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在这一点上，中产者和贫困者的婚姻观并无差别。

只不过，基于各自不同的生活条件和人生机遇，基于各自不同的“理想生活”愿景，中产者与贫困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行动：

中产者通常先结婚后生子，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因为生育可能对她们的职业和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而贫困者通常英年未婚早育，因为成为母亲已是她们手里最好的人生剧本。

所以作者的观点是，如果政府希望改善那些生活在贫困街区的儿童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实现更好的人生发展，政策的制定就必须基于不同家庭形态（尤其是贫困家庭）的特定需求来进行，而不是把促进结婚和预防青少年怀孕作为唯一目标。

那么，在作者看来，从哪些方面着手可能是有效的呢？

作者提了几个方向的思路。

例如，要继续重视非技术男性的就业问题，但仅关注就业还远远不够。前文提过，事到如今男性是否拥有稳定的收入并不是贫困的年轻女性决定结婚的要件：她们从不指望靠男人的收入养活自己和孩子。

这是因为她们身边接触得到的男性除了“收入低且不稳定”之外，更有家庭暴力、出轨、酗酒吸毒、以犯罪为生等其他各种问题，它们将威胁到妈妈和孩子的安全与健康。

因此，作者建议要寻找办法趁早对低技能男性进行干预，避免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即往上述问题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一旦他们已经和女性生了孩子，就已经晚了。

另外，如果能令男性推迟生育，或许就有帮助。有一些研究数据显示，通常男人即将年满30岁的时候，他们往往因为“上了年纪”而不再犯罪。如果这些贫困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尽量推迟，那么或许其行为对家庭生活的危害就可能会小很多。（p.294）

此外，作者还呼吁，要为那些在贫困社区长大的年轻人提供正面的婚姻榜样，帮助其了解健康伴侣关系的构成要素，学习怎么做才有助于伴侣/夫妻共同生活。

当然，重中之重是帮助这些贫困家庭获得经济安全。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有了稳定且其收入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时，当他们有了储蓄和资产，结婚或共同经营稳定生活的可能性才会提升。正如这些贫困女性表示的那样：

“当她们和伴侣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平，同时男性伴侣也符合她们的行为标准时，她们就会结婚”（p.295）。

而

“当他们看到有机会在多种多样的人生道路上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时，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放弃早育”。（p.297）

本期书目：

[美]凯瑟琳·爱丁、玛丽亚·凯法拉斯著，尹楠译. 成为母亲的承诺：为什么她们更想要孩子而非婚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