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新手咨询师坐在咨询室中，面对生动而具体的来访者时，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是在倾听对方倾诉的同时，大脑飞速运转，努力定义他/她的问题，然后积极寻找所经受的专业培训中对应的方法或路径，来“帮助”对方。然而，作为咨询师，我们可曾思考过一个更为前置的问题：当我努力“理解”对方时，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选择A：根据他/她对自我困惑或问题的描述进行“专业”判断，将其划入某种类别，对症下药。
选择B：对他/她保持好奇与开放的心态，将其视为一个具体、独特而不断生长的人，尊重他/她在每一个时空点滴中新的呈现。
咨询室中的关系：“我-你”和“我-它”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本质。哲学家马丁·布伯提出，关系分为“我-它”关系与“我-你”关系。布伯说，人的态度是双重的，因而世界对人也是双重的；人说出“我-它”与“我-你”时，就分别走进了两种不同的关系世界（布伯，2024）。在“我-它”关系中，“我”把对方当作对象、当作可利用的手段；而在“我-你”关系中，“我”与对方相互对话、彼此回应（乐国安&管健，2005）[1]。学者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进一步阐释了布伯的两种关系。他解释说，“我-它”与“我-你”之别，不决定于对象是人是物，而决定于人对世界万物的态度。如果把别人当作被利用的对象和工具，那就是把他人当成了“它”；相反，哪怕面对的只是一棵树，若以“仁爱”“仁慈”的态度对待它，它也可以是“你”（张世英，2014）。于是，判断我与对方的关系为何，并不在于对方是人是物，而在于我面向对方的姿态是怎样的。事实上，这一对关系概念在心理咨询界并不陌生。许多从业者耳熟能详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倾听与共情，其思想渊源正与布伯一脉相承。这些理念的发起者、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不仅仔细研读过布伯的作品，还与他有过面对面的交往。他们于1957年4月进行过一次公开对话，布伯对“我-你”关系的深刻解释，对罗杰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卢俊，2009）。在罗杰斯看来，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家和传统的指导式治疗家与当事人的关系就是一种“我-它”关系，而在以人为本的治疗中，当治疗者处于一种“透明状态”，也就是不把来访者看成一个求助者，而是专注地与之交流时，这时的关系就非常类似布伯的“我-你”关系（乐国安&管健，2005）。乐国安与管健指出，这是布伯“我-你”关系的思想在罗杰斯心理治疗观中的再现。但罗杰斯并非简单地移植布伯的思想，而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独立发展之后，把“我-你”关系很好地运用到了治疗之中（乐国安&管健，2005）。此处，要补充介绍一个描述关系的概念："相互性"。布伯认为，“我-你”关系就是一种相互性的关系：“我”相遇“你”，在感受到“你”的同时，你同样感受到我的存在（董文江，2013）。换句话说，判断一段关系有没有相互性，就看对方在我这里是“会回应的你”，还是“不会回应的它”。在“我-你”关系里，双方都主动、自由地回应彼此；而在“我-它”关系里，对方只是被观察、被利用的对象，不会回应我（张世英，2014）。不过，布伯自己也提醒我们，现实中的关系很难一直保持在纯粹的“我-你”里。他在著作《我与你》中特别讨论了教育者与学生、心理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一方带着帮助的目的、一方带着求助的期待，关系一开始就限定为“施助者对受助者”（布伯，2024）。正因为关系被某个目的、功能所占据，双方的相互性很难对等，因为来访者无法以同样的深度回应对咨询师的了解。布伯并不否认咨询关系可以是一种“我-你”关系，他只是指出一种现实：在这样具有目的性的关系里，双方完全对等地彼此回应，往往难以企及。更多时候，是咨询师单方面地走近及回应来访者（郭菁，2014）。布伯提出“我-你”，并不是要求咨询师达到一种现实中难以企及的完美。它只是给了咨询师一个随时检视自己的尺度：此刻，你是把来访者当作一个待处理的对象，还是一个完整的人？
理解不等于定义
上文说过，心理咨询倡导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倾听、共情”的咨访关系，其思想渊源与布伯的“我-你”一脉相承。在哲学咨询中，研究者也通过系统性的论证，提出过同样的主张，即咨访关系应是一种布伯意义上的“我-你”关系，咨询师不将来访者视为工具，双方互相尊重（张利增，2015）。但当进入真实的咨询室时，我们会发现现实更为复杂。在咨询室中，强调咨询师对来访者的理解。毫无疑问，人们会把“理解”当成一种纯粹的善意。但是，“我理解他/她”的背后，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路径。一种“理解”是把来访者进行定义和归类，这种做法很容易陷入布伯的“我-它”关系。这样做可能便于咨询师迅速调用经验及方法，“修正”对方的“问题”，但弊端也很明显：会将对方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另一种“理解”是放下预设，愿意持续且开放地认识眼前这个具体的，不被归类的人，接收每一刻对方给我带来的新的体验和认识，并且随着这样的认识做出互动的反应，这是布伯的“我-你”关系。这也是布伯所说的“相遇”——“让一个人在他自己那里成为他自己”（布伯，2024）。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理解，而在于咨询师以什么样的姿态去理解。是以认识对象的态度，还是以相遇一个人的态度？用定义的方式来“理解”来访者，咨询师对来访者采取“我-它”的姿态，在咨询中是有害的，这一点有具体研究支撑。例如，王诗雨（2021）对咨询中的工作同盟破裂进行了质性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与八位心理咨询师深度访谈、收集了二十七个案例。她发现，访谈中的大多数咨询师会关注来访者的行为模式，即把来访者的具体行为归入某一类固定模式。而如果咨询师仅仅停留在让来访者明白自己的模式这一目标，就可能忽略来访者当下的状态和此时此刻的需求，这样的工作方式非但不能修复工作同盟，甚至可能加剧咨访关系的破裂。也许在资深的咨询师看来，上述实证展现的内容，是训练不到位或缺乏经验的咨询师才会犯的错误。然而，饶是经验丰富的咨询师，也应该在面对来访者时，时刻保持对自我经验的警觉。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被“我”的有限次的理解所穷尽的。列维纳斯对此有过提醒。在承认布伯“我-你”关系的理想的同时，列维纳斯批评道，即便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仍可能没有真正遇见“你”。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看似充满关注与理解的“我-你”关系中，我仍可能“通过你为手段又进一步联系到了自身”，也就是以你为手段，返回到了我自身（列维纳斯，转引自郭菁，2014）。通俗一点解释，列维纳斯的意思是，当我说理解你的时候，我可能只是从自身的经验框架里，建立出了一个我自以为其是的“你”。也就是说，我真正遇见的，未必是你，而是我想象中的你。列维纳斯与布伯之间，关于“我-你”是否足够、彼此能否真正对称，有一场哲学争论，本文不展开。而这场争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其实很朴素：我们要努力走向“我-你”关系，同时也要保持警醒。因为我对对方的理解，可能反映的是我自己的世界。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在生长中的来访者，我的每一次“理解”，都不是他/她最后的定义。
“权威”怎么处理？
按照上述论述，咨访关系以“我-你”的方向作为参照。但是，“我-你”的关系追求平等，而咨询师在来访者的眼中天然带有权威性，两者并不相称。那么，咨询中的权威该如何处理呢？讨论权威，需要先分清两个相似的词：权力与权威。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客观上存在力量差异，这就形成了“权力”。语言学视角的研究将其拆解为三种相互叠加的力量：1.角色性权力，因一方居于咨询师之位，天然获得界定问题、掌控进程的分量；2.社会性权力，源自双方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差异；3.历史性权力，来自两人各自人生经历中强弱经验的长期积累（DeVaris,1994，转引自胡文芝，2013）。即便在倡导平等关系的治疗模式里，这种权力也未必消失，只是“权力不对称的标志变得更加隐形、更加微妙”（Fairclough,1992，转引自胡文芝，2013）。而“权威”，则是建立在这些力量差异之上的，来访者对咨询师的信任。来访者倾向于仰视咨询师，把他们认作“专家”，咨询师的权威性，其实是来访者主动给予的（张利增，2015）。所以，在咨询中要处理的，并非是“有”或“没有”权威的问题，而是咨询师如何看待和使用权威。权威在咨询中具有两面性。而且这并非某一个领域的个别现象。例如，在哲学咨询中，来访者对咨询师专业权威的信任，会使他/她更愿意敞开自己、听取必要的建议，这可能在复原中是有益的力量（尧普林Jopling，转引自张利增，2015）；而在心理治疗中，当治疗师占据“由我判定什么才算健康、什么才算正常”的权威位置时，来访者会感到自己处于被审视、被定义的一方，自主感随之被削弱，这也是治疗关系走向异化的原因之一（冯强，2023）。所以，权威该如何被看待及使用呢？它不是要被消除，因为权威生发于来访者的信任里，无法抹去。要做的是削减其消极的一面，即不让权威落在对来访者的定义上；同时增强积极的一面，也即让权威体现在专业能力和资源上、用于支持来访者。
写于结尾
如果咨询师不把来访者视为“它”，不以归类为目的来定义来访者，那么咨询的终点，便不是用专业工具把来访者“修好”。这样做不仅将来访者视为僵化的对象，还会令其依赖咨询师，无法生长出自己的方法。这个观点在后现代取向的治疗里得到了明确的支持。后现代的治疗师放弃对心理问题无所不知的权威态度，采取一种“不知者”的立场，不对问题做任何预先的假定，以便排除以往的知识和偏见，对新的意义敞开理解的大门。在这样的关系里，治疗师的角色被称作“话语艺术家”或“对话过程的建筑师”（乐国安&管健，2005）。咨询师所有的方法、流派、技术，到最后都不该用来管理来访者，而是应该用来陪着来访者，去长成那个能自己面对生活的人。
注释
[1]乐国安和管健在其论文中解释，由于马丁·布伯在原文中用的是古英语，所以他们用古代汉语中的“余汝”和“吾它”的翻译来对应布伯的“我-你”和“我-它”关系。在本文章中为保持一致，均使用“我-你”和“我-它”关系。
参考文献
布伯,M. (2024).我与你（钟皓楠,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董文江. (2013).马丁·布伯“我-你”关系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冯强.(2023).心理治疗负性体验的现象学质性研究.同济大学.冯周卓. (2010).论哲学咨询与心理咨询的互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86-90.郭菁. (2014).列维纳斯对布伯对称的主体间性的批判.人文杂志, (11), 15-21.卢俊. (2009).对话心理治疗的流变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胡文芝.(2013).中国心理治疗话语的语用特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王诗雨. (2021).心理咨询师视角下工作同盟的破裂与修复.华中师范大学.杨玉昌. (2019).哲学咨询、心理咨询与教化哲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2), 63-70.乐国安,管健. (2005).试析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6(1), 27-32.张利增. (2015).作为实践智慧的哲学咨询——以学科性质为中心的探究.山东大学.张世英.(2024).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