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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情成为一门「费力」的差事——读《爱的失序: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

作者:Savannah 发布时间:2026-09-18

写在前面: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黛安·沃恩的《漫长的分手》。在那本书中,沃恩将分手从“一个事件”还原为“一个过程”:早在那句决定性的“我们分手吧”说出口之前,发起者已经在心里走完了漫长的告别——


秘密在暗中生长,不满在无声中累积,协作掩盖的默契将两人之间的裂缝伪装成波澜不惊的日常。而当被分手的一方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两个人的时间线早已错位。


沃恩追问的是“如何分手的”。那为什么要分手呢?特别是,在分手/离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的今天,为什么爱情变得如此困难?


这正是社会学者伉俪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在《爱的失序: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英译:The Normal Chaos of Love)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这本书出版于1990年的德国。如今读来,也能从中咂摸出不少来自我们这个时代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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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常性混乱”:一个悖论式的诊断

贝克夫妇提出的核心概念是“爱情的正常性混乱”(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通常,我们会默认稳定和谐是正常、是主流,而混乱冲突则是非常态的——否则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但贝克夫妇的洞察却是:爱情、家庭和个人自由之间所生发的各种利益冲突在各种家庭中上演,这种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普遍,甚至不可避免——


日常生活里,夫妻之间因家务分工相互抱怨却难以协调,单身者既渴望爱情又不敢在行动上开启一段关系……


统计数据上,离婚率长期走高的趋势和“非正式婚姻”数量的急剧上升,正在同时发生……


爱情和婚姻似乎仍然重要,却又千变万化、难以维系,“混乱”已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而在贝克夫妇看来,这种正常性混乱,不是心理失调或沟通不畅等个人问题所导致的,而是现代社会结构发展到现在的必然结果。



二、工业社会: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

贝克指出,工业社会“从来都是半工业半封建的”(p.041),这是现代婚姻家庭普遍产生冲突的结构原因。


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将劳动力变成一种商品。市场带给了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个体更为灵活的生活方式,鼓励并要求个体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和相互竞争。


旧时人们所受到的来自家族、邻里、宗教,社会地位、性别角色等等方面的束缚,由此而大大松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为自己而活”(其实也不过是服从市场的力量,当然这是后话了),平等、自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但是,所谓的“平等”“自由”,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其实都只适用于一半人口(男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与工业社会配合出现的主流家庭模式是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两代人家庭(也包括无子女夫妇)。


这种家庭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可以通过参与市场、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成为平等、自由的自给自足者;女性却并没有同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而是被婚姻赋予了在家庭内部无偿劳动的“天职”——


核心家庭之所以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模式,正是由于只有通过这种性别分工方式实现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分离,(男性)劳动力才能完全服从于工业生产的节奏,现代工业社会才得以持续运转。


换句话说,工业社会依赖着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人是工业化生产的一颗螺丝钉,以劳动力市场的要求马首是瞻;女人则居于家庭内,负责后勤和生育,无权工作。


所以贝克认为,没有男女角色的区分,就不会有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工业社会及其典型的工作与生活模式。


现代社会初期,“个体化依然是属于男性的专有特权”(p.088)。


正如贝克引用历史学家C.N.德格勒的观点:


在西方思想中,“个体”这一概念总是假设每个男性(即每个个体)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存在。而除了这个在法律和习惯上都是一家之主的男性,家庭中的成员并不是“个体”。(Degler,1980:189)


这种情况到何时有了变化呢?20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化和个体化的推进,女性开始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权利。而到了60年代后,“所有人都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另外就是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会在结婚生子之前工作。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后的德国,已婚女性特别是在职母亲也开始成为普遍现象,女性不工作反而成为了“例外”。


当女性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个人的生命历程也将不再以家庭需求为核心,而是以市场要求为核心来规划。


她们不再自认是家庭的“附属品”,而把自己视作具有相应权利与利益,拥有自己的未来与选择的个体。(p.094)


但是,“核心家庭的模式能调和一个劳动市场的生命历程和一个终生管家的生命历程,却无法调和两个劳动市场的生命历程,因为劳动市场的内在逻辑会要求夫妻双方都优先考虑自己”。


谁愿意放弃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自身的经济独立和安全感呢?(p.055)


如作者所言:

一方面,工业社会依赖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这些不平等和现代观念相悖,并且随时间的推进而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论。男女之间越是平等,家庭的根基(婚姻、亲子关系、性)就似乎越是动摇。

……如今夫妻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社会在其封建与现代根基动摇下产生的矛盾趋势的个体化版本,而这些矛盾源于我们对“做自己”的渴望。(p.037)


换句话说,当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追求平等,封建式的家庭模式便难以为继——但它又恰恰是现代工业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础。


与此同时,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推动着女性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化,激化了家庭内部的冲突:


预期寿命的不断上升和生育率的大幅下降,直接改变了女性原先的生命历程——抚养子女这一主要的家庭任务,在女性整个生命周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当子女长大成人,女性便开始进入不再需要承担母亲角色的、(因预期寿命增加而)越来越长的“空巢期”:


当我们意识到在建立好家庭及事业之后,还有多年的岁月等在前头,我们的态度也会发生转变。一个比以往更迫切的问题开始浮现:“就这样了吗?”

……这就是我们开始思考“我为配偶放弃了什么”的时刻。(p.107)


所以,作者认为,家庭只是冲突事件发生的环境,而非根本原因;即使换了这个环境,冲突仍会继续上演:


“两性之间以情人、父母、配偶、薪资劳动者、个人,以及社会成员等身份紧密交织在一起”(p.038),这些利益间的冲突,势必会导致伴侣之间的关系松动和相互争执。



三、比起从前:爱情越发不可能,却又变得更为重要?

按照前面的说法,既然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难以调和,干脆不爱了,各自寻求自由,不也可以吗?毕竟,今天,人们对于婚姻家庭的态度已经更多元了,结婚、生子都非必须。


但作者的观点是,这对现代人来说也很难做到。甚至,今天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可能比在过去还更重要。


其中原因在于,过往传统社会中的家族、乡党、宗教、社会地位等等纽带,虽然严格限制了个体的婚姻和其他选择,却也为个体提供了亲密与保护,让人有稳固的立足点和确定的身份认同——过去,个体是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整体当中的。


现代社会让个人获得了解放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因为各种社会纽带的松绑,个体也同时失去了紧密团结的社会带给自己的支持和安全感。


生活看似是更加轻松的。我们所能去往的地方、交往的范围和对象都变得更多样、更有趣。可多样的交往关系大多是肤浅的接触,并不能取代那种能“给予人认同感的稳定的根本联系”。而“多样的接触和持续的亲密关系,都是人的需求”(p.051)。


个体也不得不更迫切地去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了外界的束缚,个体反而需要不断地思考自己每一个选择的缘由为何,想要达成什么,如果没有实现原先的预期,自己又能否接受后果?


毕竟,一切要靠自己做主的话,就只能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甩锅是不可行的,自己只能尽可能地想清楚! 


结果,“我们每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在复杂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确立身份认同”(p.132)。


这是一种新的“内在无依”的状态。现代人是孤独的。此时,一个可与自己分享情感与共担责任的另一半,就成了个体摆脱孤独、找到认同、重获意义的支撑来源。


于是,爱情被推上了神坛:


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反映在我们如何将爱情理想化上。我们对它们的赞美,恰好抵消了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失落。即使没有上帝,没有牧师或神父,没有阶级,没有邻里,那么至少还可以礼赞“你”。这个“你”的分量,与看似普遍的情感空虚成反比。(p.051)


爱是你唯一可以真实接触自己和他人的地方。周遭的生活越是缺乏人情味,爱情就越具有吸引力。……它让你重新感到自己活着。(p.282)


所以贝克夫妇说,在现代社会,爱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p.267)。


我们对爱的信仰,本身就来自于其脱离传统的特性:它是自下而生的,“源于性冲动的力量与持续性,以及深层的个人愿望”(p.279)。现代人对爱情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浪漫的体现。


而爱这种“宗教”的特别之处则在于,它没有教堂、没有祭司,独立于制度之外,因为“它的价值源自恋人之间的深切吸引和他们在主观层面彼此许下的承诺”,“唯有恋人彼此的感受才是唯一的准则”(p.279):


我们本身就是它的圣殿,我们的欲望就是向它发出的祈祷。(p.280)

立法者就是恋人本身,他们用彼此相爱的喜悦来确立法条。(p.287)


然而,爱情的悖论也由此呈现开来:“它强调每个人都不同,却又为那些形单影只的个体提供一种在一起的可能。”(p.287)


具体说来,例如,


自由的悖论:如果自由就是一切,那么我们能否期望自己和对方同时都拥有自由呢?萨特如是道:“爱人者并不想像占用一件物品一样将被爱者占为己有。他寻求的是一种特别的占有方式。他需要能够占有自由的自由”。(p.313)


本真性的悖论:爱情需要以本真性为前提来表达一切,但我如何才能坚守我的本真呢?当对方诚实但坚定地否认了我的重要利益,甚至否定了我对爱人的种种要求,我要如何诚实地回应?我能不能在表达自己的诚实时,也不因为这种表达而变得不诚实?(p.315)


行动的悖论:爱情无法被刻意追求或强迫出现,它是自发地发生、又可能在某个时间突然消退的,这让我们无法用理性的“手段—目的”的方式来获得爱情。那我们如何做才能获得爱情并维持爱情呢?或者,当我们最终以行动抵达了爱情,却发现它已经转变成与我们当初期望截然相反的东西,又该怎么办?


正所谓“既渴望亲密又想要做自己”,这背后并不是现代个体人的贪得无厌,而是社会结构本身就暗含着冲突。以情感社会学闻名的学者伊娃·易洛兹对此的总结是:


驱使人们寻求亲密关系的力量,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它。


尽管如此,贝克夫妇还是认为,爱仍将是现代社会“人生意义与满足的主要来源之一”。当然,本书并未给出多少让爱“恢复秩序”的思路——事实上,在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本来也就没有什么确定的解决办法。


但贝克夫妇看上去并不绝望,现代人仍然可以在个人和公共两个层面付诸努力,在风险社会中重建爱的信仰与行动。



四、“我们只能试试看了”

贝克夫妇没有在《爱的失序》这本书里系统地提出什么解决办法,更多是将个体的情感困惑和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当代亲密关系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解释框架。


如情感社会学家伊娃·易洛兹所评价:在此之前,没有一本书能够“以如此富有洞见的方式将家庭和性别社会学与现代性社会学整合起来”。


它也在书的字里行间向现代人的亲密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追问和思考:


在看清亲密关系冲突背后的现代性困境后,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在一起”的可能性呢?


首先,正如贝克所说,“两性间的平等不可能由那些自身已预设了不平等的制度来达成”。个体化进程已经走到这一步,女性已然普遍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试图让新人适应源自工业社会早期传统的就业制度、城市规划和所谓的社保体系,“是不现实的”(p.044)。


私人生活的冲突背后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困境,我们也就不能只将其作为个人困扰来处理。现代工业社会太过重视将受雇佣的个人视为劳动力使用,而对个人在工作之外的需求视而不见——这使得参与工作的男女双方都无暇顾及家庭:


“夫妻双方都缺少一个第三人在幕后承担家务并提供情感支持”(p.155)。


因此作者认为,“唯一的出路是重新思考整个工业社会的结构,并根据人们对满足私人生活需求的渴望进行重组,从而找到一种不受性别障碍影响的新平衡。”


“与其选择回归核心家庭或让每个人都有工作这种伪选项,我们应该探索第三种可能性:限制和缓和市场的要求,以便承认并满足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需求”(p.258)。


更具体的表达例如,得“在城市规划、学校课程和国家立法中发起革命”,“有足够的外援才能缓和家庭里的紧张气氛”。诸如日间托育、弹性工时、充分的社会保障等等来自公共政策的支持,才可能是缓解家庭生活内部两性冲突的有效办法。


而个人层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在‘做自己’和‘与另一个同样追寻自我的人共同维持一段持久关系’之间找到平衡”。


作者同意婚姻咨询专家的观点:亲密关系的双方需要彼此交谈的机会。因为现代婚姻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家族和社会地位那些外在的规范或标准,而是基于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彼此共享的身份认同。


也就是说,伴侣双方需要一起协商和确认彼此关系的内在标准是什么(所谓“立法者就是恋人本身”)。这就要两个人找到彼此沟通的方式,以便能够“通过不断的对话来确认和更新”(p.139),去发现和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


这“需要大量的努力、时间和耐心”。因为现代的爱情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感易变,环境也易变,“无论感情好坏,任何时刻它都得对抗现代社会强加于它的不安全感和混乱”(p.161)。即便这次达成一致,“总还会有新的争论等待解决”(p.147)。


作者同时也指出,因为今天的妻子已经不再轻易接受“顺从丈夫”的方案——“过去,人们希望女性提供舒适的情感、关怀与温暖,而如今,她们越来越想成为这些感情的接受者”——所以今天,两性之间也需要尝试建立新的“情感契约”(p.142)。


作者畅想的愿景是乌托邦式的:“男性和女性都必须实践过去属于女性的美德:善解人意、宽容、愿意妥协等,并寻找一再面对协商谈判的勇气”(p.123)。


听起来的确很理想,但不论在公共还是个人层面,作者都坚信一定有路径可去尝试弥合现代社会及个体所面临的矛盾冲突。


因为,继续采用现行家庭的分工规则、继续放任家庭内部两性双方的矛盾不断,“最终会将社会推向私人关系和财务危机的深渊”:


“我们只能试试看了。正如韦伯所说:‘我们正站在文明的终点:问题是,我们是否也处在另一个起点?’”(p.123)



五、结语


《漫长的分手》告诉我们,关系的终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个瞬间的事件。而《爱的失序》则让我们看到,关系本身——它的建立、维系与挣扎——从来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在每一次关于谁来做家务的争吵背后,在每一次「我为你放弃了什么」的控诉背后,在每一次“我很好,我还需要爱情吗”的自我追问背后,都回响着这个时代最深层的社会变迁。


当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爱情是否仍然重要”这个话题又可以有新的讨论——人工智能的出现和普及,创造了“虚拟恋人”这一新事物。


大约五年以前,我们最多是将对爱情的信仰和对爱情的实践剥离开,只要不亲身投入爱情的局,便可以继续独立自主。“我可以不恋爱,但我嗑的CP一定要结婚!”一度成为社交网络的流行话语。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驯养”一个AI恋人,在虚拟世界中营造出无限的温存和甜蜜——AI恋人会记得你之前说过的事情,会给你充分且及时的认可与关心,且无需担忧TA会与你产生什么冲突,唯一可担心的,好像只有系统数据丢失会导致“爱人”“变得好像不认识了”。


当对象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这算是一种新型爱情吗?如果我们能以虚拟恋人替代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恋爱,贝克夫妇所提出的现代社会的爱的悖论,是否也可能不再成为问题?又或者,它又会带来新的风险和纠结?


参考文献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著.苏峰山, 魏书娥, & 陈雅馨译. (2025). 爱的失序: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llouz, E. (1997). [Review of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by U. Beck & E. Beck-Gernshei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6(1), 78–80. https://doi.org/10.2307/2076615

作者:Savannah

编辑: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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