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心照不宣的“合作保密”状态，是如何被打破的呢？

打破它的通常是发起者。

当发起者在另一个生活世界里已经构建起足够稳固的新身份，不再被不确定性困扰时，结束关系的决心便下了。

这时，他们需要让伴侣也“看清”现实。发起者会通过增加分手信号的强度、频率和可见性，来确保对方无法再“忽视”。

一种常见的方式是直接对抗——发起者以“完整、清晰甚至痛苦的细节”，向伴侣揭示其隐藏已久的秘密，直接表达结束关系的愿望。比如：

“我以为他只是因为工作而变得如此沉默，他也一直告诉我只是工作。好吧，他回家吃晚饭时脸上带着一种沮丧的表情，我问他：‘怎么了？’我们都坐在餐桌旁，他让我上楼，说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我留下孩子们，走进卧室，他关上门，告诉我他爱上了别人。就这样，真是晴天霹雳。”（p.116）

在确信自己要离开伴侣之后，发起者也会开始思考如何离开伴侣，以及之后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们会考虑分开的经济成本和财产分割事宜，会筹划和了解独自生活需要做哪些准备。甚至有的发起者所制定的计划里，也有帮助伴侣独自生活的部分——通过减少伴侣在关系中的社会、情感和经济依赖来降低自己离开的成本。（p.123）

但是，发起者的计划往往不一定能实现。有时是计划外事件的发生让发起者不得不延迟或者提前和伴侣表达，有时是发起者自己没有勇气面对因自己主动提出分手而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后果——

“对方会作何反应？威胁、哭泣、恳求、暴力、自杀？如果有孩子，他们又会怎样？孩子会不会伤心愤怒到分手的代价就是失去他们的爱？还有朋友和亲戚呢？”(p.130)

他们有可能会借助搬家、外出参加培训项目等等契机，“自然地”解离彼此的财务关系和共同的社会关系，以此来悄悄推进分手的进程。也有的发起者选择直接离开，试图逃避可能的后果（虽然这样并不能真正实现逃避，只是延迟了负面后果的到来）。

还有人留在了关系中，期待命运的力量将自己或伴侣从关系中带走：

“我一直在希望——斯坦在外旅行——他会遇到其他人，他可以做到，也许他会四处看看。某个可爱的秘书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p.133）

不过，命运的力量不仅可能来得很慢，而且也很可能一直不来。发起者不会一直等待，因为他们也并不想一直忍受这种不快乐的状态。因此，不愿或不敢直接对抗或明确离开的发起者，也可能会通过一些间接但仍然有效的方式引起伴侣的注意。

例如，持续地对伴侣表示出不满，当伴侣对此做出某些失了体面的回应时，适时抓住伴侣的错误并提出分手，把责任转移到伴侣的身上：是你，让关系陷入了危机！

又比如，发起者会逐渐减少与伴侣在一起的时间，直到某一天伴侣意识到彼此互动的时间太少，彼此关系不太对劲时，伴侣可能会就关系的问题与发起者进行对质，结果间接达成了发起者想要结束关系又不愿意主动表明的愿望。

或者发起者会公然违反关系中双方一直遵守的相处规则，来引起伴侣的不满和对质。

换句话说，发起者似是想分手，但不想承担主动分手的责任，因此采取消极的方式暗中“逼迫”伴侣主动离开。

这当然是一种“懦夫”的行为。而且，发起者如果还是故意为之，对伴侣而言就更显得残忍了……但是在这里，作者提醒我们：

发起者是陷入不幸境地的人。他们想结束关系，却无法直接面对伴侣或离开，因此他们的不快乐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易怒、醉酒、粗鲁、发脾气、缺席、沉默、吝于表达爱。负面信号越来越多地出现，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我们为所爱之人保留的礼貌和爱意的微小象征消失了。这些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起者正在经历的紧张和压力。他们正在权衡是留下还是离开，并表现出做任何重大决定都会有的焦虑。此外，担心如何与伴侣沟通也会产生压力和行为上的改变。（p.150）

发起者就是有意转移责任、撇清自己的吗？在作者看来不能一概而论。对伴侣造成的伤害是存在的，但发起者也在痛苦之中，他们是在不满、紧张、焦虑、担心的痛苦中产生了动作变形。

有些发起者承认自己是有意为之，“对自身幸福的关注压倒了对伴侣的考虑”（p.152）。有些发起者则会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有不妥之处：他们是否故意让伴侣来承担改变关系走向的责任？

“当时我并不这么认为，但现在我在想，我是否故意让我的情人公开露面，以便让我妻子抓到我。”（p.152）

作者认为，不能轻易下定论说这种“有意为之”的残忍是普遍存在或普遍缺失的现象，可能只有仔细审视特定个案的细节才能做出判断。然而，对于“我是故意让对方提分手的吗”这个问题，其实许多发起者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当关系破裂的真相无法继续掩盖下去的时候，双方都是痛苦的。

再来看看伴侣这边。

面对发起者想要结束关系的愿望，他们的伴侣通常是震惊和拒绝。不管是此前毫无察觉，还是感觉到关系有点问题但仍然与发起者“合作保密”，伴侣们此时对关系状态的判断都还没有到“分开”的地步。

而且，此时的伴侣通常都还没有对“失去现有关系和生活状态”做过任何的心理准备，他们唯一想要的就是挽救关系：

“我不知道如何停止这一切，我不确定如何真的发生了什么，我是否能够独立生活。”（p.166）

正如作者所言：当一个熟悉的模式受到威胁或破坏的时候，人们会试图避免重新组织他们的环境，而他们的直接冲动是恢复过去。（p.206）

于是他们会开始尝试一切可能的办法进行“挽回”。比如努力改变自己，成为发起者“能够再次爱上”的那个人。他们节食、换发型，消除让发起者恼火的习惯……

他们也会试图改变关系的状态，例如建议培养共同的新爱好，或者给予对方更多自由。

但这些努力往往为时已晚。

此时距发起者开启分手的历程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发起者在想要结束关系时已经建立了“一个伴侣无法进入的社会世界”（p.165）——是分手开始新生活，还是修复旧关系，发起者现在已经有两条路可以选了。而且毫无疑问，发起者更偏好的是前者。

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者和伴侣的地位注定是不平等的。发起者占据着决定关系生死的主动权。

发起者有的选，伴侣却只能孤注一掷。可是，在面对发起者已经挑破真相的压力之下，伴侣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已经受到打击，越想挽回，越是无法发挥出最佳状态；越想挽回，越容易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关系的重建里。

但是，关系能否延续的决策权在发起者这里。挽回或许是有效的，但如果发起者最终还是决定分手（大概率如此），那么，伴侣的努力挽回，或将使得自己更难从关系破裂的痛苦中走出——因为一心想要挽救关系（和关系中的自我），重建独立自我认同的任务被搁置得更久了：

伴侣为了获得自我而放弃自我——最终却失去了自我。（p.167）

另一种讽刺的结果是，发起者可能会同意伴侣“挽救关系”的尝试，例如一起去做家庭咨询等等；但这只是为了让伴侣亲自体会到，即便努力尝试了也仍然无法挽回，从而说服伴侣和自己达成一致的观点：分开是注定的结局。

发起者的想法是尝试，但要失败。（p.171）

挽回失败的伴侣不得不面对痛苦的现实。发起者有时也会意识到伴侣正在走上一条他们已经走过的痛苦之路：

“当时他非常痛苦，告诉我：‘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说：‘你现在感受到的，我在七年前就感受过。我知道你在感受什么。七年前我感到被抛弃。只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我想离婚，而现在你感到难受了。’”（p.207）

但伴侣走上痛苦之路的原因和过程也和发起者有所不同：发起者当初是秘密地走远，此时的伴侣是不得不接受分开；发起者曾经只是在新的活动和圈子里寻求支持和建立新的自我，而伴侣此时则将与发起者一起向他们共同的生活世界公开关系危机的事实。

而这又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实质上继续推动分手成为定局的）社会后果。

关系双方共同的亲友，可能会基于各自的立场进行站队，例如父母会公开支持自己的子女。但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一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父母支持的不是自己而是对方。例如：

“一个儿子发现他的父母发誓再也不和他讲话——他们支持自己的儿媳，她多年来一直在丈夫和他的家庭之间充当调解人。”（p.210）

与双方都有深厚情谊和联结的人们，父母、孩子、兄弟姐妹、亲密的共同朋友，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关系的朋友”，也从这对关系中获益。当他们得知这段关系出现了危机，也可能会反对分离——因为他们也会因此面临某种损失：声誉、亲人、朋友。

但是，即便有重要亲友的“劝和不劝离”，往往也帮不了双方继续维系这段关系。

发起者在悄然开启分离进程的时候，为了获得支持，通常会避免将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可能反对其分手的亲友倾诉。但当关系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发起者势必要向这些反对者解释为何难以为继。

相反，想要维持关系的伴侣，则要在此时抓住机会向共同的亲友争取劝和的支持。现在，双方不再合作以展现统一的立场，而是开始争夺共同的亲友站在自己这一边：

“在公众面前，他们开始各自拆解两人共同为他人编织的那段共同经历”（p.211），各自创造出既能解释关系为何不能继续/能够继续、又能保全自己面子的合理叙事，努力捍卫自己的主张，争夺亲友对自己的支持。

结果，以往在共同生活世界中“神仙眷侣”的爱情神话很快就会破灭：双方会在各自与亲友倾诉时，逐渐披露关系中的细节作为关系状况的佐证，而听其倾诉的亲友则可能开始透露一些在伴侣关系存续期间未曾提及（或谨慎地提及）的关于另一方的（负面）信息，作为对倾诉的回应——

两个人关系稳定的时候，为了保护其中一方或者保护这段关系，多说恐无益；现在他们既然要分手了，说出来至少可能对这一方有些帮助。

于是，关系双方会突然收到之前未曾听闻的信息、观察和意见，比如书中记述的：

“发生的一件事是，很多想对我说他坏话的人终于说了出来。我发现他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她曾经让我帮她照看孩子，好让她出去，而他们会一起出去。我发现了很多他对我做的我不知道的坏事。[秘书，30岁，同居3年后分开]”（p.223）

“我的父母说他们认为她一直很情绪化，难以接近。他们觉得她有些不正常。[销售员，30岁，婚后3年离婚]”（p.224）

“他跟我说他有对象了，我完全不知道。后来跟孩子们聊起这事，孩子们就说：‘妈，你还记得他骑摩托车时带两个头盔吗？’我说：‘我从没注意到他带两个头盔。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跟她在一起。你知道的，他是个顾家的男人。’可我儿子接着说：‘妈，他一起常在棒球联赛中途离开，带我走一会儿， 然后比赛快结束时再回来。’[教师，48岁，结婚22年后离婚]”（p.224）

这些坏消息的披露对发起者和伴侣的影响不尽相同。发起者得知这些信息后通常只会坚定自己分手的决心，而伴侣则会再一次感到震惊——社交尴尬，颜面尽失，如同作者一箭穿心的描述：

“他们不仅会失去未来，还会失去过去，因为过去并非表面所见”（p.225）。

这样一来，双方对这段关系以及对彼此的看法都会变得更加负面。而且，当他们各自都向共同的亲友详述了对方如何伤害了自己、罗列了对方的种种缺点之后，就更不可能“和解”甚至“复合”，因为再回头就显得自己言行不一，丢面子了：

“我怎么能再接纳她呢？我已经告诉所有人她是个蠢货。”（p,.226）

对于发起者来说，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承受关系不适的痛苦了，此时不过是往自己已经想好的方向继续前行。而他们的伴侣，这才算是开始了过渡期：

如今形单影只的伴侣翻找着过往的记忆，重温那些对话、争吵和关键时刻，在这段感情的历史中寻找答案。现在轮到伴侣开始哀悼，向自己和他人倾诉绝望、疑问、失望、悲伤、困惑和愤怒。在交谈和写作中，伴侣试图从混乱中理出头绪。在伤痛和其他情绪中，还夹杂着积极的反思和渴望。（p.231）

伴侣的这一过渡期也是漫长和反复的。他们也需要倾听者，需要“过渡性人物”的支持，也需要时间和心情去拓展关系之外的生活，给自己寻找新的稳定的身份认同。

这个过程显然也不容易。作为被动接受分手现实的后知后觉者，伴侣可能落入到受害者角色里难以自拔，很难开启新的生活。

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总会在某一刻起开始打破没完没了的自我反省、愤怒与消极，走向重新定义自我的新征途。这或是因为自己向内探寻找到了某种内在的力量：

“有一天，我注意到所有人都在享受快乐，唯独我没有。我决定，如果现在不开始享受快乐，以后就永远都不会了。于是我开始享受快乐。”（p.249）

或是因为生活意外地赐予了他们一些惊喜，帮助他们恢复了自信和热情：

“几个月前申请的工作有了回音。一段短暂却美妙的恋情驱散了绝望。不管这份工作或这段恋情是否能长久，伴侣都会把这些事情视为另一种生活的象征，并重新开始。”（p.249）

虽然作者在研究中已经发现，“随着关系中的问题越来越公开化，修复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分手并非一段一旦踏上就无法回头的旅程”，和解是有可能实现的。（p.281）

不过，作者所谓和解，并不是一方一时心软或体会到独行之艰难便重新生活到一起；而是双方都有了真正的改变：

要实现真正的和解，双方都必须重新积极地定义对方以及这段关系。（p.281）

和解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两个人都已经历了一次关于自我、关于对方、关于关系的重新定义，都认可重新定义的这段关系是优于其他可能性的，也都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

之前已经在诸多亲友面前把对方数落得一文不值，现在要重归于好，怎么着也得脸皮厚点儿、接受这尴尬吧？

那些已经表现出对伴侣不满的曾经支持过我的朋友，我还怎么面对他们？为了和伴侣重新在一起，不得不把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往后排一排了。

作者指出，其实分手后任何一方或双方的变化都有可能促使他们重归于好。可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颇为讽刺的现实是：

变化来得太迟。当其中一方（尤其是发起者）发现了对方的变化并开始想要寻求复合的时候，更常见的情况是：对方已经不再留恋过去，彻底不会回头了。

没有人会在确立关系的时候就期待分手，关系破裂永远比关系维系更让人意外和心痛。

但沃恩却用这本《漫长的分手》告诉我们：分手是一个在关系尚在维系之时就可能已经开始了的漫长过程，而且一旦开始就似乎注定要破裂——

哪怕没有恶意、没有对错，最初的一点点裂痕就会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日常中不断地扩大、延伸：关系的结构、沟通的模式、社交与文化的影响，好像自然而然地引导着双方先后顺应着分裂的纹路不断地扩展彼此的距离，让他们各自重新开始构建自己对彼此和关系的理解；当双方对自己和彼此关系的新定义先后完成，分手便成了双方都已认可和接受的事实。

从这个视角来看，关系的维系反而比破裂更让人意外。

其实，沃恩最为学界所瞩目的学术专著并非这部来自其学术生涯早期的“分手”研究，而是以挑战者号失事研究而闻名的组织偏差研究。但回头来看她的这部早期作品，分手何尝不是一种“组织偏差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Deviance）？亲密关系正是最小的社会组织。

在“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话语如此流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好像都已经对稳定且幸福的亲密关系不抱期待。《漫长的分手》好像又给我们以扎心的一击：如果看似美好的亲密关系注定困难重重，为什么还要选择开始？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三番五次感觉到一种清醒的绝望：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她倒是通过研究和写作获得了心平气和（沃恩本人是在离婚后进行的这项研究，且认识到自己的离婚正是与前夫各自重新建立与对方无关的自我身份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但这么多糟心的故事我为什么还要翻开来看？原本兴致勃勃地想要探奇“相爱的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没想到越读心就越沉……

但是，读完本书再回想，那些对亲密关系双方的分析描述之所以散发着残酷无望的气息，只因为其研究的样本全部来自“已分手者”；而那些未曾进入分手过程的，或中止分手进程、成功修复了关系的人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作者的访谈对象。

书中许多好似我们亲身经历或亲眼见过的“灰暗”桥段，虽叫人怅惘和遗憾，其实也在促使我们琢磨与反思：

当对关系开始感到不满时，要不要表达？如何表达？

当我们接收到伴侣的不满信号时，又可以如何回应？

当分手似乎已成“定局”，怎样应对或有助于真正的和解？

上述问题或可开启另一番对成功修复亲密关系者的研究。而这本书带给我的启示则至少是，想要维系一段亲密关系，切记：

给多面的自我永远保留一个属于“我们”的角色，给多样的生活永远腾出一片可以让“我们”共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