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谷闲示指出，当下越来越多的抑郁病例都不是传统的内源性抑郁症。

而到目前为止，诊断抑郁症的主流方法也是从内源性抑郁症的病因（神经递质的变化）出发，依据美国精神医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进行判定：

不论病因如何，只要抑郁状态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被确诊为抑郁症。（《无意义的意义》，p.007）

治疗抑郁的主流方法，也与内源病因及其诊断标准一脉相承：通过服用各类药物调节神经递质的变化，来达到症状改善的效果。

但是，泉谷闲示认为当下许多抑郁患者的症状和病因都已经与传统抑郁症大相径庭。

例如，只是在工作或学习的场景下低落无力，脱离工作或学习环境后其他事情仍然可以正常完成；以至于身边的人甚至以为是“假性抑郁”，只是以抑郁为借口不上班/上学。（《抑郁的力量》，p.021；《无意义的意义》，p.007）

又如，有些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会出现划伤手腕等自残行为，以及暴食、呕吐等进食障碍，即便下定了决心不再伤害自己，也依然压制不住再次自残的冲动。（《抑郁的力量》，p.051）

许多年轻患者“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要能轻松生活就好”（《无意义的意义》，p.003），对各种事情毫无兴趣。生活顺利时还好，一旦碰到一点点阻碍就再也没有前进的动力，而是陷入抑郁。

泉谷闲示认为，这些症状的背后远不能只用神经递质的变化来解释，显然也不能只采用药物治疗的办法。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让我们一起回顾下泉谷闲示在《抑郁的力量》中如何解释新型抑郁的发作机制。

人是由内心、身体和头脑构成的。

内心通常指的是诞生人的情感、欲望、感觉和直觉的地方。内心和身体是相连的，不存在矛盾或对立，在口渴时就喝水，在犯困时去睡觉，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头脑则是在进化过程中越来越发达的，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点（动物仅由内心和身体组成）：头脑可以进行理性思考，擅长分析过去、预测未来，让人能够把曾经做成的事情再做成功一次。

内心使用的话语体系是“想要”“喜欢”等，也就是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喜欢什么或者讨厌什么。内心不能像头脑那样进行逻辑思考，但却具备头脑无法比拟的洞察力，可以凭直觉看透事物的本质，并在瞬间做出判断。

头脑的话语体系则是“必须”“应该”，也就是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等等。头脑想控制所有事情（包括内心和身体），只在意事情能否顺利发展，却不擅长把握现在。

对于内心瞬间做出的判断，头脑因为无法解析其原理，所以常常“看不起”内心。

如下图所示，头脑和内心之间好似有一个小盖子。当头脑试图控制内心时，这个“盖子”就会关闭，从而导致内心发出的声音被屏蔽。这就形成了头脑与内心和身体相对立的态势，即人被“一分为二”。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越来越推崇头脑（理性）的主导作用，越来越重视接下来“应该怎样”“必须怎样”，而忽视当下“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当内心和身体长期受制于头脑的独裁统治已经忍无可忍时，就会全面“罢工”，不再回应头脑所下达的所有指令，此时人就会陷入抑郁状态。

因此泉谷闲示的观点是，现代的抑郁患者往往不是“内心脆弱”，而是大多具有极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的共性是头脑的控制力极强，它会强行向内心和身体下达命令，完全忽略二者的“投诉”和“反抗”。

通过这一解释我们便能理解：抑郁症状其实是内心在呼救。

因发出的求救信号长期被头脑所忽略，所以内心找到自己的“同盟”身体，通过身体的症状来继续提醒头脑，人已经处于危机之中。

上文所说的自残、暴食等伤害自己的行为，其实也是一种内心和身体想要从头脑的独裁统治（“应该如此”）中重获解放的冲动：通过看似极端的方式唤起身体的存在感，改善头脑与身心分离的人格解体状态。

这些冲动行为是无法仅通过“意志力”控制的，因为这时的意志力本质上就是头脑对内心和身体的过度控制。

而要让抑郁消失，关键就要把头脑和内心之间的小盖子重新打开——多想一想身体在说什么，多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让头脑、内心和身体走向自然统一的和谐状态。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头脑与身心的对立之中？

1.忧郁亲和型性格

泉谷闲示曾在《抑郁的力量》中从患者个体性格的视角，给过一些解释。

根据过往对于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有一类性格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忧郁亲和型性格。

忧郁亲和型性格的特征核心是重视秩序。例如追求工作的准确性、做事周密、勤勉，这三者与工作秩序有关；有良心、责任感强，在人际关系中回避冲突，这三者涉及道德、责任和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相关。

重视秩序是人适应社会的一种体现。人作为社会性动物，适应一定的社会或社群规范以融入所处环境、获得发展，是自然且必要的；但是，“过度适应”社会的人群——富有责任感、完美主义、为他人着想——恰恰也最容易陷入抑郁的深渊。（《抑郁的力量》，p.007）

因为，从另一个角度说，适应也是“麻痹”的别称：为了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人们也会逐渐麻痹自己。（《抑郁的力量》，pp.085-087）

个人的忧郁亲和型性格，对抑郁的发生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当代社会抑郁现象显著增加。

忧郁亲和型性格的形成，一部分是天生气质（不易改变），另一部分也与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紧密相关。

2.“被动的人”与对存在的追问

新型抑郁的增加显然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无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泉谷闲示就从当代年轻人所处的社会现实角度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他发现自己的很多患者都出现“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想活的轻松”。

“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知道，也没考虑过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单方面准备的学习内容和备考内容淹没，没办法表达自己的好恶，只有被动接受教育的经历。”

泉谷指出，人是从表达好恶开始展现自我的。两三岁的孩子就会通过说“不”开始表达自我，发起“独立运动”了。

但是，“被父母以‘为了你好’的名义束缚又无法拒绝的孩子，只有放弃独立性才能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表达好恶’这个建立自我的重要基础被‘封印’了”。

所以，无法表达自我的孩子在逐渐长大后就变成了“没有自我”的人，他们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实现的小小愿望，就是“不要继续被强迫，至少将麻烦的事情减至最少，过上轻松一些的生活”。（pp.003-005）

换句话说，许多年轻的患者是在未能生长出自我，被动地做父母和社会要求完成的事情，“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

“这种缺乏真实感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可是人性的内核不会允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我们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当人们的忍耐度达到极限时，人们的精神就会与和它难以分离的身体合作，发出某种信号，如失去食欲、对各种事情失去兴趣、总是生气、失眠、工作中的低级失误增加等。

如果依然无视这些信号，那么精神和身体就会罢工。例如某天早上，你突然起不来床，无法去公司（或学校）。这就是开始陷入抑郁状态的表现。”（《无意义的意义》，p.006）

他们看似生活顺遂，其实缺乏生存的动力；因为一直都在别人的推动下前进，他们并没有生长出自发性。

过得顺利时或许还好，可一旦遇上某些哪怕很小的障碍，就算周围的人激励他们“这点儿困难你可以克服”，他们也找不到前进的动力，动弹不得。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还就此发出存在主义层面的质疑：为什么要克服这个困难？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工作？

这些有关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当然无法通过药物治疗得到答案，也很难通过诸如认知疗法、复工心理指导等方式得到回答。

认知疗法只是试图从理性层面修正患者的认知偏差，而复工指导只是让患者在停学/停职的空白期提升工作能力、学习交往技巧——

它们的目的都只是让人重新适应原先的环境，找回那个不追寻人生意义的过去的自己。

与此相关的一个社会现象是“中年危机年轻化”。

荣格认为人最容易遭遇精神危机的时期有三个：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

青年时期的精神危机是从预期社会化阶段开始，主要是职业选择和即将成立家庭等有关实现“社会性自我”的苦恼。

中年时期的危机则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社会性自我”，即将进入人生后半程时——此时人的脑海中会出现深刻的疑问：

“我究竟有没有活出自己的样子？”“我活着的目标（使命）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超出了社会化的层面。人到了中年，意识到年轻时所重视的“社会”和“自我”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于是他们开始追求自己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意义。

但是今天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开始步入“中年危机”。原因在于，当代人的“社会性自我”已经变得空虚：

“孩子能凭借感知力敏锐地感觉到，以父母和老师为代表的成年人是否在度过空虚的人生。哪怕成年人打着‘为了你的将来考虑’这种冠冕堂皇的旗号教导孩子勤奋、认真学习、努力学习某种才艺，孩子也会打心底里对人生感到失望，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最终还是只能过上那样的日子’，所以这些成年人的教导毫无说服力。”（《无意义的意义》，p.011）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年轻人早早就会发现成年人表现出的‘社会性的自我’，也就是‘功能性自我’本质上有多么空虚，因此他们无法像上一代人一样乐观、充满希望地描绘未来蓝图，也很难天真无邪地追求梦想。”（《无意义的意义》，p.033）

他们仍然要通过职业、家庭等方式建立起社会性自我，但是在建立起社会性自我之前，他们已无法避开对自己何以存在、如何寻求意义的追问。

3.现代劳动和工作的异化

泉谷闲示引述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文又译《人的境况》）中对人类活动的分类来解释现代人难以通过工作寻找到意义的原因：

阿伦特将根本性人类活动称为“积极生活”，并将其分为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指作为生物的人类为了维持生命和生活而做的不得不做的事，劳动的产物具有可消费的性质，不具备永久性。工作则指能够创造出具有“持久、长存”形状的产物（例如工具、艺术品）的事；行动则指塑造社会和历史的政治及艺术等方面的行为。

可是，阿伦特也提出，在古希腊时代，‘观照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比以上三种活动都更重要。

‘观照’在现代生活中或许可以换成“内省”“冥想”，指安静地面对和感受大自然和宇宙真理。古希腊人认为所有动态的活动和思考都应该以静态的“观照生活”为目标，这才是人最具人性的存在方式。”（《无意义的意义》，pp.047-048）

其中，劳动是具有复杂性的。

劳动意味着受到了生活必需品的奴役，让人持续地痛苦和辛劳，所以古希腊城邦的居民才压迫奴隶来承担劳动，从而不妨碍自己“观照生活”；

但劳动也是“作为生物的人类获得自然快乐的源泉”，人们会因劳动而获得生命和活力。

工作则“创造出世界，留下有韧性的作品和产品”。（《无意义的意义》，pp.049-051）

但是，现代社会的人类活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让劳动取代了工作，其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的物品不再是可供使用的工作产物，它们都成了‘劳动’的产物，生来就是被消费的。”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工业革命后开始的大量生产，把依赖于人类熟练技能和专业化的“工作”，降级为片段式、分工化的“劳动”。

通过分工化的劳动生产出的产品已经不再是通过工作生产出的具有持久性的“作品”，而是单纯的消费品。

而分工化劳动又使得人沦为“劳动动物”：失去原本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只像齿轮一样不停地劳动、不断地生产消耗品，再用消费那些消费品来填满自己的闲暇时间——

既无法得到劳动中原本可以得到的自然的快乐，也没有了“观照生活”的机会，徒生的只有虚无感和徒劳感，让人陷入“不能称之为人”的状态。（《无意义的意义》，pp.051-053）

马克思·韦伯则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这一变化。他在1904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以营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精神，正诞生于与之目的完全相反、最追求禁欲精神的新教伦理：

“劳动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不工作的人不能吃饭。”

“人们将赚钱当做自己的义务，即‘天职’”。

保尔·拉法格也早在1880年就出版《懒惰的权利以及其他》来控诉资本主义精神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的恶果：

“资本主义文明支配下的各国劳动阶级如今被一种奇怪的疯狂裹挟者。……这股疯狂就是对劳动的爱，也就是对劳动不惜牺牲性命的热情，它逼迫每个人及其子孙耗尽精力。祭司、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不仅没有制止这种错误精神，反而将劳动捧上了最高神坛。肤浅的人类竟然认为自己比上帝更加贤明。”

并以讽刺的语调揭露这种异化：

“尽管被上帝选中的人们在享受我们无法企及的美好产品，但只要想到那些都是我们的双手和头脑创造出来的，我们就会感到自豪。”（《无意义的意义》，pp.063-065）

由此，泉谷认为，占据了人们人生中重要位置的工作及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具有最初的人性色彩。

然而，总还是有一些人对此种奇怪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不适，于是他们病了，甚至被周围的人视为“不正常”：

“说的夸张点，我们应该将他们看成赌上自己存在的意义，对奇怪的生活方式提出异议的人。”（《无意义的意义》，p.067）

从这个意义上讲，因社会变得不再人性而饱受痛苦的少数“患者”，才是最先发现问题的正常人；而大多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正常人”，实际上早已麻痹了自我。

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适应是麻痹的别名（《抑郁的力量》，p.177）。

正是这些少数的“患者”（今天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最先感受到头脑（理性）与身心的分裂，也是他们率先开启了回归人性、追寻自我与意义的抗争。

泉谷认为，这是因为，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是人类灵魂深处必然渴求的。一旦开始了这样的追问，人都无法回到过去不追寻人生意义的状态。“这不是只要换工作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但是，找不到意义，没有动力，又很难得到他人的支持（因为，大多数人是在麻木地“适应”社会），“动弹不得”的状态就仍会继续。

所以：

“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接受患者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不要放弃患者，支持患者直到他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无意义的意义》，p.009）

怎样才能找到人生意义呢？

1.区分意义与价值

泉谷认为，要寻求人生意义，首先要明晰“意义”与“价值”的不同。

在现代社会，我们做事情之前往往会思考做这件事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值得做才去做；没价值，就不做。

什么是有价值？现代人对价值的定义严重倾向于“能够派上用场”，例如能赚钱、增加知识、掌握技能等等。

而我们又常常会把意义和价值弄混淆。例如，我们从小就听到“要让时间过得更有意义”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之类的话。

大部分人已经默认了上学、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是有用的），甚至认为人应该随时都做有意义的事——人们很难注意到，现代人患有一种“有意义病”，总认为应该随时做有意义的事。

陷入抑郁状态的人之所以痛苦，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认为工作、上学是有意义的，但是自己却没法做到，所以自己就没有价值，因此陷入自责。

但是，泉谷指出，真正的意义与是否有价值、有用完全无关。真正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主观感觉是否得到了满足。

如果用头脑、内心和身体的视角来解释，那就是：

价值与头脑判定的得失有关，而意义与内心和身体的喜悦有关，需要用内心和身体去体会和感受。（《无意义的意义》，p.083）

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觉得一天时间很长，沉浸在自由的幻想中，任由蜡笔勾画自己想象中的世界，完全不追求任何现实价值，更不期待自己成为一名画家。

而今天的孩子们为了升学报绘画班去学习“有意义的技能”，在不知不觉间，画画变成了必须掌握的义务：

“于是，真正的意义从孩子们的世界中彻底消失，只留下了于内心和身体的喜悦毫无关系的价值在他们心中徒然增长。”（《无意义的意义》，p.084）

对意义和价值的长期混淆，会让我们在不得不寻找人生意义时，也一定会因为追求价值而精疲力尽，导致无法找到真正的意义。

所以，区分意义和价值是第一步。

2. 意义并非原来就有

很多人会质疑或困惑“人生意义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

泉谷闲示认为，对这个问题，回答“有”或“没有”都不准确。

因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是有一个前提假定在先的，即：人生的意义一开始就存在。

只有假定了人生意义一开始就存在，才可能提出“人生意义是否存在”的问题。

但在泉谷看来，这个假定并不成立：

“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固定存在，只有在人产生寻找意义的志向时，意义才会出现。换一种说法，意义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以动态的形式存在的，在‘寻找意义的志向’出现时才会出现。也就是说，意义绝对不会固定在某个地方等我们去发现，而是在‘寻找意义’这个内在驱动力出现时诞生的。”（《无意义的意义》，pp.085-086）

泉谷推崇弗兰克尔关于人生意义的观点，认为人类既没有停留在弗洛伊德“追求享乐的意志”的层面（一切行为皆因性欲驱使），也不像阿德勒所说以追求权力和优越感为根本动机，而是有一种“追求意义的意志”——

我们寻找人生的意义，于是我们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无意义的意义》，p.088）

3. “找工作”不等于“寻找自我和意义”

正因意义不等于价值，且意义并非原本就存在，泉谷尤其建议：不要把寻找合适的工作直接等同为寻找自我和人生意义。

曾经，在宗教影响之下，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被视为“天职”，人们通过天职来侍奉上帝。

但当个人主义出现并愈演愈烈之后，人们不再遵从上帝的召命，而是打着“自我实现”的名号，争相寻找适合真正自我的工作。

但是，真正的自我绝不会在外面等待我们找到，它是需要我们回归作为生物最自然的、以自身内心和身体为核心的存在方式才能找到的。

与此相似，人生的意义也不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永无止境地）去找到，而是会在我们的内心和身体感知各种各样的事物并为此感到喜悦时才能体会得到。

至于获得高学历、找到好工作、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等等令人趋之若鹜的“价值”，不过是获得幸福生活的一些手段，却被头脑错误地当成了目的和意义本身。（《无意义的意义》，pp.089-090）

寻找真我与意义的愿望绝不应该被嘲讽，但我们也绝不能“沉迷于仅仅在现存的选项中无止境地寻找工作。我们可以倾听内心和身体的声音，根据情况自行创造出工作（work）与行动（action）。”

或者，就算现在不得不从事某种片段式、分工化的劳动，也可以尝试通过内心和身体的参与，将它变成对自己而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一说法，与职业心理学中的“工作重塑理论”异曲同工。

泉谷认为，如果从内心和身体中涌起的智慧，能够与头脑这个“机器”所产生的理性进行合作，人迈入社会后，就能够走出一条不受现有模式限制、具有个人风格的道路。（《无意义的意义》，pp.092-094）

4. 通过自发性与爱获得向往的自由

艾瑞克·弗洛姆把自由分成两种：

一种是逃离的自由。 在个体化进程存在之前，个人是属于原始共同体的一部分，联结母与子、共同体成员的纽带被称为“始发纽带”。始发纽带意味着其成员个人缺乏个体性，但也因此获得安全及发展的方向。

步入现代社会后，个人切断始发纽带、完成个体化，个人力量得到提升，获得了逃离的自由。

但是，获得逃离自由的同时，个人也要以一己之力直面孤独不安，直面自身的无力感和压在身上的沉重责任。

而且，正如儿童永远无法在肉体上重返母亲的子宫，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是不可逆的，个人也不再可能回到原始共同体的护佑之中。如果勉强回归，就相当于“放弃自己的力量及完整性”并且服从于某种权威（关系）。

个体化带来的失去纽带、直面孤独，恰恰容易让人放弃独立自我，而去适应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弗洛姆认为人类还需要获得第二种自由，即向往的自由或积极的自由。弗洛姆指出，要实现向往的自由，关键在于拥有“自发性”。

只要拥有自发性，人即使不依靠关系，也能重新与外界连接。而且这种连接方式不是依赖与统治，而是能够尊重彼此独立性的。弗洛姆认为这就是“爱心”。

这种爱心首先指的是人拥有健全的自爱功能。

打个比方说，拥有爱心的人，就像熊熊燃烧的太阳那样，可以独立存在。只有像太阳，才能既可给予自己以爱、驱散自身孤独的黑暗与寒冷，又可将自己的能量毫不吝啬地散发到周围，给予他人不求回报的慈爱。

而没有自发的爱，则像月亮一样，只能从外界获得光明和温暖，这样建立的关系也不过是从属关系，服从于他人，而且“会由于常常担心这份恩惠被收回而无法真正安心”。（《无意义的意义》，pp.102-103）

5. 通过“游戏”品味生命

前文提到，人生的意义是通过不断追寻人生的意义，内心和身体所感受到的满足。

但是，如果我们将意义与价值混淆，认为意义必须通过做某些特定的事情（例如学到技能、获得高学历、找到好工作等等之类）才能找到，那么占据我们大部分时间的日常生活就会沦落为“无法感受到人生意义的凄凉生活”。

所以，泉谷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本身，通过品味生命去感受日常的人生意义。

怎么品味生命、把日常生活也变得“有意义”起来呢？

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在一生的时间里带着“玩心”，不再把“勤勉”和“禁欲”当成美德，而是把生活中的事物当成具有创造性的“游戏”：

像孩子那样，对某件事情抱有好奇心，想要了解事情的本质和原理，最后还想要自己尝试（《无意义的意义》，pp.136-137）；沉浸于有趣的过程之中，单纯地享受玩乐的感觉，也无须想着“结果”“有用”“坚持到底”——这就是在品味生活。

泉谷认为，“虽然头脑往往会支配和抑制内心和身体，但是当头脑摆出合作态度时，人类就能得到最遵循自然法则的喜悦”（《无意义的意义》，p.139）。

这种头脑、内心与身体相辅相成而达到喜悦的状态，就是其眼中的“游戏”状态，也正是一个人拥有真正自我的状态。

参考文献：

1.[日]泉谷闲示著, 佟凡译.无意义的意义.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2.

2.[日] 泉谷闲示著,佟凡译.抑郁的力量：蛰伏、觉醒、破茧成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