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沃恩看来，分手并不是某一方道出“分手吧”的那一刻，也不是夫妻拿到离婚证书的那一天。分手是一个远远早于这些时点就已经开始了的漫长的解离（uncoupling）过程。

那么，从什么时候分手就已经开始了呢？

早在关系中的一方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不适”或“不满”的时候。这种不适感存在于内心，但还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当事人尚不能确定其产生的原因、深度和影响。

唯一可以明确的是，不适的来源就是这段关系本身。

作者把最先开始对关系感到不适的一方叫做“发起者”。当发起者开始保有“不快乐”的秘密之时，分手的序幕就已经悄然拉开。

你或许会质疑：既然不快乐的感觉才刚刚出现，为什么不试着和对方沟通呢？或许两个人坦诚相待就能消除不适、让关系回到和谐的状态呢！

发起者当然想要改变，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虽然已确定自己的不快乐源自关系，但不快乐的具体原因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这也就很难直接了当地向伴侣表达和解释自己真实的感受、思想和情绪——

说了又怎样？自己本就说不清楚，怕说出来伤害到对方，也担心原本没什么问题，说出来反而会让关系剑拔弩张……

顾虑重重的发起者，很难跟伴侣分享这个难以被接受和理解的秘密。但发起者会通过暗示和线索来间接地表现出不满。

然而，暗示线索并不一定能让伴侣感知到“关系出了问题”。

作者指出，与企业团体等组织以正式协商和书面记录等方式的运作截然不同，当我们决定与另一个人共同生活时，生活的各种规则和安排往往都是非正式协商甚至没有协商的。

亲密关系的双方通常会基于自己从其他亲密关系中学到的规则和假设来与对方相处。因为很少明确表达和沟通，日常生活也并非时时在一起，两个人甚至可以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相处着而不自知——

“我们不仅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天又一天，完全意识不到伴侣对关系所抱持的假设，而且我们还可能会对自己所坚守的规则视而不见。”（p.023）

有关这一点，下文还会详述。总之，伴侣几乎不会与发起者同时意识到“关系存在问题”。但是，只有双方都认可“有问题”，真正的沟通协商才能开始。

由此，发起者表达不满和改变关系的尝试，也往往收效甚微。

这时候，他们会转而尝试另一条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的路径——开始探索着将精力投入其他方向：

通过参与某些新事业、新活动，认识新的朋友，创造一个没有伴侣参与的新世界、新身份，并从新的活动和身份中寻求自我价值和认同。

作者指出，发起者此举并非出于恶意，只是试图缓解自己的生活困境。但是，这一行动却会引发关系的进一步分裂：

原本发起者只是有一个“不快乐”的秘密，但随着新生活世界的开拓，其独立于伴侣的“新秘密”将逐渐增多，伴侣将越来越被排除在发起者的世界之外，而发起者也由此迈出了从亲密关系的角色与生活中过渡的第一步。

发起者开始寻找“过渡性人物”。这些人可能是那些同样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分手的人，他们能够理解发起者的处境，并为其提供信息、指导与合法性。

通过与这些人的交流，发起者得以接触到一种“自我意识形态”——一种强调个人重要性高于群体的信仰体系。他们开始以一种更务实、更自我的眼光看待关系：

既然关系本质上并不是永久的，当它不再促进个人成长时，就可以选择终止。

与此同时，发起者开始（在伴侣不在的圈子）公开与伴侣分离。通过向特定的受众（而非伴侣的朋友或双方共同的朋友）透露自己的不满，发起者表明其对这段关系的道德承诺已有所削弱。

这种公开化的行为让发起者开始为关系的终结做心理建设。他们通过“对话清算”的过程，在倾诉中构建起一个关于伴侣和关系的负面叙述，使分手这件事变得可以理解和接受。

至此，发起者已经在一个没有伴侣的未来里，为自己描绘好了新的方向。

在发起者已经开始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圈和新的身份角色时，关系的另一方——伴侣，通常是毫无觉察的：

“被分手的伴侣们常常报告说，即使在分离的时刻，他们也未意识到，或者仅仅是稍微意识到，他们的关系正在恶化。只有在对方离开后，他们才能回过头来识别信号”。（p.089）

这不禁让人感到奇怪：“当两个人共同生活时，如何可能一个人悄然远离而另一个人却没有注意到并采取行动？” （p.089）

与此截然相反且颇具讽刺的现象是，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都是如此敏感，要捕捉最最微小的暗示来努力了解对方、探测彼此的关系——一抹浅浅的微笑，一个低垂的目光，一个微微的皱眉，一句不经意的话……都能让人咂摸良久。

这种对沟通的渴望与敏感，怎么这时候就荡然无存了？

作者给出的解释是，沟通的困难并非源于关系的恶化，而是一种“系统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密关系的双方往往会发展出一种“抑制（而非揭示）信息”的沟通系统。

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初，为了确认关系的良好状态，双方都在积极地消耗大量精力来关注对方和进行互动。

可一旦舒适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不再需要去见证伴侣的每一个动作、验证每一种细微的意义了，原先对彼此的密切注意，就会渐渐被一种更简单高效的方式所取代——

我们基于对彼此的信任，依赖熟悉的暗示和信号，来证明和维系关系的牢固。例如“我爱你”的话语，与家人共度假期，良好的性生活，和共同的朋友一起度过一些时光，等等。

但是，随着关系的推移，基于暗示和信号的这种简化沟通方式，也可能会掩盖关系的真实变化，阻碍新信息的传递。

比如，发起者仍然会和伴侣一起共度时光，但可能偶尔向伴侣透露一些看似寻常的抱怨——“你为什么一直在看电视？为什么不去做点别的？”

实际问题并不是“看电视”，而是发起者在质疑伴侣对彼此关系的投入程度不够。但伴侣给出的反应却仅仅和“看电视”这一行为有关。

伴侣可能当即就会把电视关掉，但不会意识到另一半实际在抱怨的是“不够投入关系”；而且，此刻关掉电视，第二天可能还是会继续看电视。

更多的情况下，伴侣可能还会认为看电视本身没什么问题（的确，看电视能是什么大错呢……），对抱怨视而不见。

还有的发起者也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传递出不满的信号。比如，发起者还是会为伴侣准备礼物，但可能是不太尽心地准备一份不合适的礼物；或者一起晚餐时仍然交流彼此的情况，但交流的时间越来越短，内容也越来越简单。

这种极其微妙的变化也不容易被伴侣即时感知到——特别是伴侣相信关系仍然和谐得令人放心的时候。

即便不满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发起者也往往会避免直接撕破。这可能源自于发起者自己内心对“不确定性”的矛盾状态：

想要改变关系的现状，但还说不清自己是否真的决心分手——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糟糕的，而开启新的生活也不一定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只要发起者被不确定性困扰，他们就无法表现得过于直言不讳：

“毕竟，他们可能会选择留下”。（p.097）

发起者也可能会出于要“保护伴侣，不想伤害对方，不想目睹对方的痛苦，不想承受内心的愧疚”等等心态，不愿意直接发起对抗。

总而言之，关系的确是有变化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当伴侣并未明确意识到“关系有问题”时，就难以觉察这些“小的变化”。

另外，伴侣不容易察觉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起者对关系不满的表现或许很多，但它们都是逐渐淹没在日常生活安排之中的：

如果关系变化的迹象集中出现，很容易引起伴侣的注意。但诸如谈话方式、休闲活动安排、对音乐或食物的品味、幽默感、甚至外貌等等方面的不和谐的变化，往往随着发起者“另一种生活”的拓展和深入而逐渐增加，它们缓慢地、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一切照常的日常生活：

“起初打破常规的现象最终却成了常规。”（p.100）

正如发起者会对彼此关系的状态和意义形成自己的解读，伴侣也会基于自己的认同、期望和经历，形成对彼此关系的参考框架。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和创造符合自己认知框架的事件经验，同时也忽视或否认那些与其不符的事件与感受。

因此，当发起者开始间接地表达自己对关系的不满时，如果伴侣基于自己一以贯之的对亲密关系的期待来解读——例如“我确信我会和你一辈子”“离婚的想法从来不会出现在我脑海中”等——便很有可能忽视和排除这一负面的信号。

因为认知到对方的“不满”，会威胁到自己对和谐关系的判断。

但如果发起者随口说了句（哪怕是违心的）“我爱你”，伴侣却很可能会认真对待，因为这句话可以帮助伴侣继续巩固自己对彼此关系的认知（想象）。

作者毫不留情地将其总结为：

“伴侣通过自我欺骗参与了秘密的保守”。（p.105）

还有一些伴侣更为“清醒”，他们坦承自己的确接收到了对方的负面信号，但是会“将问题视为伴侣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因此不必对此感到惊慌”。例如，“我们都有过一些争吵，但你知道，所有的伴侣都有争吵”。（p.108）

也有伴侣将发起者的“不满”视为一种源自外部因素的暂时困境，认为一旦这个外部问题得到解决，关系便会恢复正常。比如有位受访的医学生表示：

“那段时间确实有些动荡。我们的工作都在期末的时候。我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一起，但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其他的承诺要完成。然而，一旦工作完成，我期待一切会恢复正常。……等我们度过这个因期末考试而动荡的时期——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一起。”（p.109）

女朋友已经泪流满面地告诉他自己非常在乎他，想和他在一起解决问题。然而他当时面对女友眼泪时的反应却是：“我真的觉得这没有道理”。

还有的伴侣会将发起者的不满理解为发起者本人的原因，因此会建议发起者去寻求专业帮助，例如心理咨询。

而这可能导致一种令伴侣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发起者的确遵循伴侣的建议去寻求了咨询师的帮助，咨询师很有可能会成为发起者构建新自我、重建新生活的“过渡性人物”，帮助其获得专业支持、独自面对生活的信心和信息，最终可能推动了发起者下定分手的决心！

总而言之，许多伴侣能够感觉到一些不和谐的事已经发生。但是，为了避免让对方感到尴尬，为了不戳破自己对美好亲密关系的期待，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现有的生活能够继续维系……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与游移在新旧生活之间的发起者“合作”，一起努力掩盖着已经开始分离的真相：

“一方在不直接说明的情况下传达信息；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了解信息。”（p.092）

正是这种互动导致了亲密关系双方集体的无知。

实际上，“合作保密”是一种巨大的沟通失败[1]。它并不能挽救濒临破裂的亲密关系，分手的进程也不会永远停留在不戳破的阶段。

那么，这种心照不宣的“合作保密”状态，是如何被打破的呢？当发起者已经渐行渐远的真相被戳穿，亲密关系是否还有和解的可能？

下期推文将继续讲述这漫长的分手过程。

注释：

[1]有关如何破解沟通失败，可以参考上期推文：《跨越沟通困境：冰山之下与边界之间》.

本期书目

[美]黛安娜·沃恩著，叶一译. 漫长的分手：亲密关系如何终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