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玛丽安娜·沃尔夫著，陈丽芳译.升维阅读：数字时代下人类该如何阅读.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沃尔夫在《升维阅读》中引用了许多研究来描述数字时代阅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对深度阅读甚至对更广泛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比如，人们的阅读量是在不断增加的：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发布的报告，美国人的日均阅读量已接近一部小说的篇幅。但是，这种阅读很少是在持续的或者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进行的——

“人均每天3.4万兆字节的阅读量只是信息不断袭来的结果”（p.073），而信息量暴增所导致的认知过载，会让我们不得不简化信息并尽量快地消化信息；有时人们甚至会将大量的信息外包给一些机构，让他们以快捷的方式提供最简单、最易消化的分类信息——

“这样一来，人们哪里还有思考的动力呢？” （p.077）

如记者兼作家戴维·乌林所言：“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信息已成为‘分散、转移注意力的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提升我们的能力并解放我们的手段’”。（p.074）

而对于阅读媒介从纸质到屏幕的改变会否影响阅读质量，的确有研究发现，传统纸质阅读下的阅读是更有优势的。

比如有研究指出，使用纸质阅读者在记忆信息顺序和细节方面的表现更好；以及，在阅读同样一则故事时，使用纸质书者在按时间顺序重组情节方面比起屏幕阅读者更胜一筹。

另一个研究发现，如果加入阅读时间这个要素，习惯纸质阅读的学生的综合阅读理解能力要比习惯屏幕阅读的学生好。

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使用纸质阅读和屏幕阅读的学生对一般文本的阅读理解能力的差别并不大，至少在文本相对较短时是如此。（pp.077-078）

如何理解纸质阅读存在的优势呢？有一派观点是，“在阅读和生活中人类需要‘一种路径感’，确定自己所在的阅读时空，遵循一定的阅读/行为路径，必要时能及时回看，从中学习获益”（p.079）。

纸质书籍的实体性和再现性恰恰能够为我们提供这种“路径感”，我们可以随时触摸到书的不同页和内容，同时也很方便随时回看先前的内容，因此纸质阅读的心理和感官体验是更为立体丰富的。

相比之下，人们使用屏幕阅读时眼睛很少会有之字形和F形的来回移动，而是倾向于快速查找单词来获取文字的语境，然后直接跳到结尾看结论（p.077）。这种略读、跳读的方式，显然不利于人们理解文字中的细节和事件发生的次序。

不过，沃尔夫强调，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哪种阅读媒介更好”，而是要警惕因屏幕阅读而逐渐形成的阅读定式：

“当人们经常在充满了干扰源的网络上进行阅读，阅读内容的次序感就没那么重要了，阅读时调用顺序思考的情境也就越来越少。如果人们不再阅读电子书，即使是拿起图书或者报纸开始阅读，这种阅读定式也依然存在。”（p.080）

深度阅读之所以是大脑的思维体操，就是因为它能够调用大脑多个区域的多种思维过程来塑造通达的阅读神经回路。

而如果习惯了屏幕阅读所带来的简化的阅读方式，阅读所引发的思维过程也将是更单一的。

与阅读媒介有关的另一个可能影响到深度阅读能力的因素，是我们工作记忆方式的改变：

“第一，为了使我们的工作记忆能发挥最佳作用，我们过度分割了注意力。第二，我们认为在数字世界中，不再需要以原来的方式去记忆。”（p.080）

日益依赖外部记忆，加上信息轰炸导致的注意力涣散，会一点点地蚕食我们工作记忆的质量和能力，进而影响短期记忆的巩固和储存和长期记忆的形成。

进一步，上述阅读方式和记忆方式的变化，必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到阅读的内容及其写作方式。

作者引用作家卡尔维诺的话：

“对于散文作家来说，成功在于言语表达的幸福感，它可能来自灵光一现，但更多的是依靠作家耐心地寻找一个最恰当的单词，因为每句话里的每个单词都是不可替代的，体现了声音与概念的有效结合……简洁、集中，而且让人难忘。”

（p.083）

然而，当21世纪的读者习惯了查读和略读，他们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解码词语的多层意义？

他们是否会错失诸如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所表达的丰富信息而且对此毫不在意？

当快速浏览的模式让人们错失了感受文字之美的机会，当人们觉得复杂的思想与快速阅读模式格格不入时，人们就会剥离复杂的思想，不再进行深入的思考。

“语言的未来既与作家持续的努力相关，也与读者在阅读时持续不断地努力思考相关”（p.085）。而当人们不再愿意接受复杂信息和进行思考，这种阅读方式也会影响到写作方式——长此以往，我们所能阅读的内容也将趋向于单一和肤浅。

上述因阅读方式简化导致的语言和思维过程的简化，不仅与今天全社会注意力和记忆力质量下降的现象有关，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美的感知、对真理的认可和由此而确立的复杂决策能力的萎缩。

沃尔夫也在书中对自己的阅读模式进行了回顾反思：

“关于阅读，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谷歌、谷歌学术搜索、《科学》等杂志的摘要、在线新闻、纽约客的在线故事等。这些内容都需要稍后更深入地阅读。……我无法跟上最重要的信息……我不再去跟进这些订阅的内容。我常骗自己会在周末补上这些功课，……但周末有更多的阅读和写作任务要完成。”

“另一个消失的行为是那些我心心念念要完成的书单，它们总是躺在我的床头等待着我去阅读。可是，我在临睡前还忙着发送邮件，这件事情逐渐替代了读书。我没有办法再通过反思马可·奥勒留或者醉心于阅读肯特·哈鲁夫或者温德尔·拜瑞的著作而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我依然还会买很多书，我试着去读，却再也去不了远方。在一些模糊的时间节点上，我开始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资讯，而不是为了体验另外一种人生而阅读。”（p.097）

她意识到自己没有时间与心境进行深度阅读的状况，也担忧自己的阅读方式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思维，于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阅读实验：

每天留出特定时间，重读自己年少时期所钟爱的书籍《卢迪老师》（黑塞著），去分析自己现在阅读这种语言难度大的经典作品时会否遇到阅读障碍。

结果，“我体验到了大脑皮质受到的重击。我没法连贯地阅读这本书，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太过晦涩，文字密集，有太多不必要的单词，句型结构迂回曲折，绝对启迪不了我，倒是让我更加摸不着头脑。”（p.098）

“我讨厌这本书。……我想知道我当初怎么会认为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本小说？……我的这次阅读是如此用心，怎么会有这么不同的体验呢？”

她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所谓的深度阅读过程终究没有出现，我的思维已经发生了改变。”（p.099）

直到她又坚持了两周，才总算获得了一个“不算巨大的醒悟”——

“我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我以前熟悉的阅读状态，找到了自己。我现在的阅读速度与书中的行动速度相匹配。……我会随着书中的情节放慢或加快速度，我在阅读过程中也没有使用快速阅读的技巧和间歇式的注意力，抛弃了线上阅读形成的阅读模式”。（p.100）

结合自己的阅读实验，沃尔夫总结说：

“我在数字媒介上经历的碎片式阅读方式不是我日常阅读的全部，但这种阅读方式却不加区分地转移到其他的阅读活动中，使我以前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的高难度的深度阅读活动变了味儿，失去了该有的认知耐心。”（p.101）

由此，沃尔夫再次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纸媒和屏幕媒介本身的差别以及它们孰优孰劣，而是在于：

如果我们发现阅读模式的变化会令一个人的思维发生变化，而日常生活环境又已经注定了数字媒介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阅读模式，那么，为了挽救自己的阅读脑，我们可以怎么办？

她引述了一个印第安故事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一位祖父告诉孙子，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两匹狼，其中一匹没有被驯化，充满暴力、憎恨全世界，总想和另一匹狼作斗争。第二匹狼温和、阳光，充满爱意。

孙子问祖父，到底那一匹狼能战胜对方？祖父说：要看你选择去喂哪一匹狼。

因此，关于不同的阅读模式，沃尔夫给出的答案是：

“要去喂养那匹内心平和、充满阳光和爱的狼”。也就是重新找回深度阅读的方式，让自己的内心和思维在阅读中不断地增添新的褶皱、新的发现，“超越想象力、知识和个人生活的边界，去向远方”。（p.102）

不仅如此，她还呼吁我们要利用自己从阅读生活中所获得的馈赠，来给下一代传授阅读之道，让生在数字时代的儿童也能够通过学会深度阅读，塑造自己强大的阅读神经回路。

1.亲子共读：出生即已开始

“从婴儿躺在大人的怀抱，坐在大人的腿上起，阅读就开始了。” （p.129）

沃尔夫指出，刚出生的婴儿虽然离学会说话尚有距离，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处理信息，其语言网络是在最初几个月中慢慢被激活的。有研究发现，两个月大的婴儿在听母亲说话时大脑被激活的区域就与成人听取语音的语言神经网络对应了。

而当婴儿的母亲对着婴儿朗读故事时，不仅婴儿大脑负责接收语言信息的区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且大脑负责语言学习的表达区域也显示了相当活跃的变化。这意味着母亲与婴儿的共读活动不仅在增强婴儿词汇学习的效果，也能够推动其表达新的词汇和思想。

因此，在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婴儿可能在听我们说话之前，婴儿其实一直在“聆听人类的声音”和“发展自己的语言系统”之间建立惊人的联系。

这也是沃尔夫提倡亲子共读可以从婴儿躺在大人的怀抱里就开始的原因：

它并不是让父母在孩子刚出生就开始“鸡娃”，而是可以通过慢慢对着孩子专注地朗读的方式来激活婴儿的大脑：

“它不仅为婴儿提供了将思维活动与阅读关联的机会，而且还提供了亲子互动并共同关注某件事的时间。……可能还没意识到要努力，孩子们就已学会将他们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在父母或看护人所看到的东西上，并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p.131）

当父母读书给孩子听，也是在让孩子接触多种信息表征（它是阅读脑神经回路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方式，例如口语中的音素、书面文字等视觉图形、口头和书面文字的含义等等。

此外，图书中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口语也是截然不同的，通过亲子共读，孩子们接触到的不只有书中的词汇，还有故事的情节、句子的结构和语法，文字的押韵，打油诗和歌词的节奏和韵律等等。

当孩子再大一点儿，让父母一遍遍地为自己阅读绘本故事时，他们便是在富有爱心的父母的陪伴下，在看书、读书、听书、触摸书的丰富感官体验中，不知不觉地加强和巩固着自己获得的信息，建立起自己的概念和单词体系，乃至发展出类比、推理等思维，将获得并处理后的信息内化为自己的背景知识储备……以及，感受到读书的快乐。

沃尔夫也特别强调故事书在幼儿阅读中的重要性。

每个文化背景中的道理都源于故事：成为英雄、恶棍或令人敬畏的公主意味着什么？如何行善？如何对抗不公平不公正？正是通过故事，孩子们做好了接纳自己文化背景的准备，学到终身受用的道理。

当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时，故事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故事能教会我们从他人的视角甚至可爱的动物视角看问题，从而帮助我们构建阅读脑神经回路形成所必需的同理心：

“每当年轻女孩或男孩读到史尼奇的故事时，他们会逐渐明白：这项技术无论多么努力，总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受到伤害；生活中会有屡屡碰壁的情况，年幼的读者会从阅读这种故事的过程中产生同理心。从这些故事中学到的同理心将停留在孩子的记忆力，引导他们走向整个童年世界，并教导儿童形成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亲情和同情。”（p.139）

总之，深度阅读和认知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儿童使用已经知道的知识来比较和理解新信息，再利用新的学习行为来构建更多概念丰富的背景知识。”（p.120）

而从孩子出生即可进行的亲子共读，就是一种非常有助于为孩子日后形成强大的阅读脑神经回路、获得深度阅读能力的绝佳途径。

当然，沃尔夫也特意强调：亲子共读虽有诸多裨益，但并不是让父母成为“阅读狂魔”强迫孩子听自己读书。孩子能听多少，就读多少。读书速度也不要太快，也不一定每次都得读完一本或几本书：

“共享注意力是两代人之间用语言沟通的开始，并非强迫注意力”（p.150）。

2.纸书与数字设备：如何选择？

因为纸质书籍的实体性和再现性有利于激活儿童大脑各个区域的神经元，而纸质图书也更适合亲子互动的情境，与父母的共同关注更能让孩子保持专注，所以沃尔夫并不推荐儿童在婴幼儿时期使用屏幕作为主要的阅读媒介，甚至呼吁大家“别让童年时光被数字设备所绑架”：

“在2岁以前，数字设备与放在架子上的泰迪熊没什么两样，只是一个摆设，但绝对不应是孩童们钟爱的东西。”

“2-5岁这段时期，数字设备就像电视机和音响系统一样，只是背景环境中的一般陈设，不是一有时间就需要去玩耍摆弄的东西。”（p.142）

提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当前孩子们无论在家还是在托儿所、幼儿园，都已经被数字设备所包围：“玩耍的空当日益被各种不需要动脑的刺激源侵占”。

但如上文提到过的，当过量信息刺激不断向我们袭来，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和回应它们——如果生长环境为孩子提供了过多的信息，留给他们提问的时间和空间就变少了；

长此以往，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将受到影响。对于尚在发展之中、还未构建成阅读脑的儿童而言，这种伤害是更显著的。

沃尔夫指出，远离电子设备的确很难做到，不过父母都应重视和考虑如何循序渐进且有规划地让幼儿接触数字设备。她给出了一些基于现有研究的建议，例如：

父母在确定是否给孩子使用某个应用程序时，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和孩子先尝试下载然后一起玩几分钟，孩子熟悉玩法的同时，父母可以由此过程来判断这些应用程序是否值得孩子花时间去玩。

这并不是说父母要时刻干涉孩子的选择，而是父母必须与孩子一起学习，了解不同孩子发挥想象力的地方，明白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独有特征是什么，以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在确定了要使用某一应用程序后，就可以让孩子自行探索。不过，父母也要像和孩子一起在公园活动时那样，保持让孩子安全玩耍的关注距离——不可让其一直沉溺于屏幕之中。

至于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长，她引用凯瑟琳·斯坦纳·阿黛尔的论述：在美国，2-3岁小孩接触的时间应该是每次几分钟，一天不超过半小时；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多玩一会儿，但一天也不能超过2小时。（p.144）

而到6-10岁这个时期，孩子们开始发展自主阅读的能力，也是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儿童仍然要以图书和纸质材料作为学习阅读的主要媒介，同时允许并引导孩子们花时间思考，反思自己阅读的内容。（p.174）

另一个促进阅读思考的策略，是让其学会通过书写，“以更慢的速度探索自己的想法”(p.175)。因为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看，大脑皮质的语言区域和运动区域之间存在着具体的关联，在阅读中加入书写能够调用更多的大脑活动，促进思维的发展。

当儿童逐渐能够阅读纸质图书并学会思考时，就可以开始引导他们通过电子屏幕阅读进行思考和完成学习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应强调“以意义为目的的阅读”，而不是“一味地快速阅读”，比如：

在阅读过程中，定期检查孩子们是否理解了内容，请他们梳理故事线，查找文中的线索，敦促他们去掌握阅读内容的细节，等等。这样的目的是保证他们能把阅读纸质书籍所采用的类比和推断技巧应用于屏幕阅读之中。

这又回到了我们前文已经提过的沃尔夫的主张：阅读媒介孰优孰劣并非问题的关键，我们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培养和贯彻深度阅读的模式上。

在这一思路下，我们更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来培养儿童深度阅读的能力：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让孩子学习数字编程等技术来学习演绎、归纳、类比等思维能力，利用计算机来创造和表达自己。这种数字技术的应用也能够和传统的阅读方式一起促进儿童阅读脑神经回路的形成。

总之，沃尔夫希望通过一系列指导儿童阅读思路和方法，最终实现“培养孩童无论使用何种媒介都能轻松分配时间和注意力去开展深度阅读的能力”的目标。（p.177）

而深度阅读能力的提升，则不仅能为数字文化的负面影响（如注意力涣散、同理心下降等）提供解决方法，还可以推动人们获得积极的数字文化影响。

比如，相比只是阅读难民报道，如果孩子们能将难民儿童的故事阅读和观看互联网上有关难民的视频结合起来，就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苦难，也更能增强他们的同理心（p.179）。

在沃尔夫的设想中：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当孩子长到10-12岁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精通纸媒和数字媒介两种阅读方式，且能在不同媒体之间毫不费力地切换，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他们将开始自主学习，为不同的内容和学习任务选择不同的媒介。无论使用什么媒介，他们都知道如何深度阅读和思考”。（p.179）

换句话说，孩子们的阅读脑将不会“短路”。

当然，因为现实的确面临诸多障碍和挑战，她也一直在致力于更多有关阅读的研究，呼吁更多的专业人士能够参与到培养深度阅读的策略和工具的设计与使用中。

例如，让数字工具用于推进阅读而不是阻碍阅读；让数字技术帮助那些在阅读和认知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孩子获得个性化的阅读环境和指导等等。

本文限于篇幅不对此进行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亲自读一读这本书^_^

《升维阅读》是本书的中文译名。与译名浓厚的学术意味相比，其英文原名《Reader, Come Home: The Reading Brain in a Digital World》可能更便于我们理解沃尔夫写作本书的用意：

她构建了一种数字时代理想阅读者的形象，并认为，回归到数字时代前便已存在的深度阅读模式，可以让我们及下一代成为这样的人：

“他们是专家级的阅读者，能快速解读内容，可以在当今和未来的纸媒、数字媒介，甚至多种通讯媒介之间快速切换，游刃有余。”（p.172）

有更多的理想阅读者，也意味着有更多人拥有同理心、分析和反思能力、独立判断的能力，从而能做出负责任的决策；而这些决策最终会促成建设出一个更有思想、更有同情心、更多元化的社会：

“优秀的读者是整个社会的金丝雀，能够及时感应到面临的危险，又是人性的守护者。……如果我们支持这些能力的发展，不断培养优秀的读者，我们不仅能克服数字文化的缺点，还能推进利用数字文化的潜能推动人们采取智慧的行动。”（p.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