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对年轻人冷酷无情，诚然如此。更使人彻底悲观的是，这种无情是时势对一代人的无情——因此终其一生。

年轻人终将老去，而冷酷始终相随。这个概括并不是我对此书观点的延申，而是书中原本呈现的事实：1.一旦处于劣势，则很难在人生中途改善（p.189[1]）；2.不仅如此，差距和劣势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加剧”，越来越糟（p.17）；3.甚至，这种人生劣势对这代“年轻”人的父母亦构成威胁（pp.128-129,140-142）。

社会学家山田昌弘《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一书对这一事实及种种相关现象有细致的刻画和分析，在日本内外均切中时弊，故而引发广泛共鸣。

书中揭示的冷酷，是经济趋势、社会结构及分配制度长期作用的结果。对年轻人（“若者”）而言，这种冷酷不是短期困境，而是贯穿一生的代际困境：从教育到就业、从婚姻到养老，经济模式和分配体系共同织就一张难以挣脱的网。这也意味着，山田所描绘的，并非单一世代的痛苦，而是时代的结构性不公。正因如此，这本书至今依然值得深入反思。

1.经济下行：年轻一代陷入“存在论不安”

至少对年轻人而言，日本并不是一个高福利社会。所以并不是社会对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变得“冷酷”，而只是缺乏社会保障的残酷真相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中越发凸显出来。

借用作者本人的概括：在经济保持高速发展之时，年轻人就业前景稳定，婚姻无虞，是被当然视为“强势群体”，故“即便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也无碍”——在年轻人要么能够“轻易地被雇为正式职员”，要么能够“找到经济实力较强的”配偶结婚时，“无论父母、政府还是社会都无须支援他们”（p.4）。

与之相对，当经济下行，“政府”和“社会”岿然漠视，呈现的景象即是“对年轻人冷酷无情的社会”和“对孩子关怀备至的父母”（p.1）之间的显著对比：家庭社会学家们赫然发现，“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年轻人不断增加,而日本社会却对他们过于冷酷无情,父母才不得不保护自己已成年的孩子”（p.9）。

在后续章节，作者把安稳的正式工作和婚姻概念化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相应的缺乏则引发“存在论不安”（pp.85-87）。

社会从来都冷酷。纵观全书，年轻人在经济下行时面临的诸多不安和困境主要包括：

A.教育失效和就业不稳定：大学高中化（p.25）兼以教育投机化（p.53-57），毕业进入社会则陷入非正规雇佣，职业前景和人生发展受限。

B.婚姻与生育困难：经济不安定、住房压力与缺乏公共支持，国家既未（参照欧洲国家先例）建立支援年轻人自立及促进女性就业、促进双职工化的社会福利制度（p.7），使得年轻人对婚育望而却步。

C.父母庇护与寄生单身：许多人被迫依赖父母，但这种庇护随着父母老去而逐渐失效。从现象看，甚至出现了高龄丧偶女性扶养中年未婚儿女的新型“单亲妈妈”（p.128）。

D.年金制度的代际不公：养老金制度假设人们终身稳定就业，但现实是越来越多年轻人被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他们需要缴费，却难以在未来得到与父辈相当的回报。

这些困境并非零星存在，亦非孤立存在，它们共同表明日本社会和其他同类社会正在系统性地抛弃年轻人。在社会学家眼中，这种困境的后果比阶层固化更恶劣（p.20）：阶层固化或曰阶层再生产，至少意味着子女一代与父辈的生活水平两者“大致相同”；现在的困境甚至造就了一种越来越希望渺茫的社会，子女甚至无法“维持”与父母大致相同的生活水平，而是陷于一代不如一代的“代际向下流动”（pp.21-22）。

2.公共责任私人化：啃老的本质

作者的格外犀利之处，则并不止于准确捕捉了上述种种事实，而更在于对问题实质的这种概括：“啃老”现象的实质，并不仅止于家庭模式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甚至并不仅止于父母一辈“承载年轻人不安定生活”。啃老的本质，是“老年人在替政府承担着年轻人的社会保障压力”（p.142）。

这与其他国家用法条化的孝道弥补养老社会保障不足的现象构成一对镜像问题：归根结底，父慈子孝不能也不应替代社会保障，更不能也不应成为一些国家以文化特殊论推卸政策责任的理由。

作者曾在聚焦于婚姻家庭问题的章节误解了“近代（现代？）社会福利的前提”，认定现代福利制度建基于健康成年人对失能老年人的照护假定（pp.93-94）；然而，现代福利制度的实质应是对孝道的解放，作者对福利的孝道前提的信手拈来体现的是东亚局限。

但作者对啃老本质的一针见血使读者易于谅解他的信笔疏失。此处值得达成的共识是，面对时代不安与社会不公，不可诉诸类似还好有父母的暂时松口气的无奈侥幸，而该向经济体系中的强者和政策体系中的支配者问责。

3.产业变迁：年轻劳动力何以陷入简单流动工作

本书有两个格外精彩之处，使之堪为佳作。除了前述关于啃老的本质是社会保障压力这种公共责任的私人化的概括，另一精彩分析来自对“后福特主义时代”何以无法克服简单流动劳动力困境（pp.176-180）：

问题的根源是技术进步，尤其是当代产业的自动化的IT化：单就现象而言，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使得“制造、行政、销售”等领域的大量岗位不再需要“熟练工人”，而只需要按手册简单重复操作的“机械、电脑前的简单劳动力”。因此，企业不再培养并保留“业务熟练的专职人才”，而倾向于大量使用“非正式雇员”（p.23）。

这看起来无甚高论，好在作者并未止步于此。他进一步区分了产业结构中生产因素影响和消费因素影响的差异：前者使劳动趋于简单化，后者使劳动趋于流动化（pp.179,182），两者共同迫使年轻劳动者成为并持续成为“穷忙族”（作者不无骄傲地称，他在此所重视的“无法消灭‘流动的简单劳动力需求’”这一前提条件一直“被讨论应对穷忙族的人们所无视”）（p.176）。

关于生产因素如何导致劳动的简单化：当技术进步导致以往的人工作业由电脑等机械代劳，人类能够从事的劳动即局限于“机械无法替代的领域”——该领域呈现两极化，要么是极度需要创造力的“智慧型、知识型工作”，要么是那些“过于简单”但“让机械来做成本又很高”的工作；劳动类型的两极化导致劳动者的两极分化（pp.179,181），而赢过了机器的顶尖人才一来只是人类中的极少数，二来需求量也不多。大部分劳动者沦为底层，这还不是残酷真相的全部。

劳动者在技术进步所主宰的产业变迁中的两极化，导致了一种机器服务于少数高端劳动者、多数低端劳动者又服务于机器的生产模式。就整个图景而言，两极化的最大恶果是有尊严劳动的门槛大大提高，亦即，大部分劳动者失去尊严和不可替代性。

关于消费因素如何导致劳动的流动化：正如大多数社会学家乐于分析的那样，现代化已经催生出一种取代了生产型社会的“消费型社会”。在其中盛行的是“多样少量的生产模式”和服务业的极大繁荣。在一种消费主导的社会中，商品和服务要服从于多变的流行趋势和消费心理。用作者的话说：“畅销的东西发生变化，生产者必须根据变化调整生产系统，生产卖不出去的东西的人必然会失去工作，而新打开销路的商品生产现场必然需要新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必然。”（p.182）与产品生产相似，服务的供给也被相应的淡旺季所左右。（p.183）

原本，典型工业社会的福特主义愿景及其吸引力在于“用自己的工资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亦即，“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尝试提高工人的工资，提高熟练工人的稳定率”（p.185）。但，产业转型和后福特时代的到来，社会化生产已经不再需要稳定的熟练劳动者，而大量需要流动的简单劳动者。这是流动现代性的一个显著阴影。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如何谈论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或许有必要改变按劳分配体系，同时考量技术进步如何积累国民财富并提高国家财政支付能力。一种尽管激进但仍可行的方案，或许是全民基本收入设计。

作者本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更为贴近问题处境：重点是“重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为了“提高低收入非正式雇佣者的生活水平”而引入“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帮助人们“忍受劳动力的流动性”而引入广泛适用于弱势劳动者的失业保险。其次，还主张在整个职业生涯开放“晋升为正式职员的路径”并改变日本独特而持久的“应届毕业生统一录用惯例”。总之，指导思想是全体国民共担改革成本。（pp.190-191）

但就劳动力本身而言，此处并非没有疑问：是什么使得劳动力完全没有博弈筹码？作者也注意到，后福特式的简单流动劳动模式下，偶尔也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相应工资上涨的情形（p.178）。也许是高学历过剩劳动力这一现实。

4.两个悖论：投机化的教育与商品化的情感

关于高学历过剩劳动力，或具体而言高学历仍然失业或沦为低端劳动力、越来越难找到“专业对口”工作（p.57）的现实，意味着教育投资往往沦为无效投资；但人们无法持币等待，因为教育投资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p.54），而人生只有一次——

你只能在碰巧赶上的时代疲于奔命、“被迫投资”：大众在教育-就业之路上“无法放弃投资”，质言之是因为，“如果是现金投资,即使感受到风险的存在,可以考虑投资在别的地方,等待利好时期的到来或者索性持有现金不投资。但是，人的岁数是在不断增长的：如果选择不投资,只会让状况进一步恶化。”（p.67）

在职场和亲密关系两方面，书中可各读到一例有趣又可悲的悖论。上为关于年轻人职场处境的教育-就业悖论。就亲密关系而言，相关悖论始于一则现象观察，穿插一个哲学追问，终于一项当代商业模式反思。

作者发现，近二十年来（指至本书写作时的2013年）日本家庭构成呈现两种极端现象并存的特色，即“宠物家人化和虐待儿童”并存，作者认为，前者是“将本来不是家人的动物视作家人”，后者是“将本来是家人的孩子视作外人”（p.72）。这背后的哲学问题在于，“家人是否可以选择”（p.75）。

一切关系（包括生而入其内的关系）皆可选择，这似乎是流动现代性的哲学实质。但，我们能否承受选择的后果，或者是否保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和资源，是用以要求社会支持（不止于狭义社会保障）和驳斥浅薄政治正确的关键理由。而就选择家人的立场来说，作者提及的现象除了宠物家人化和子女陌生化，还涉及情感产业、断亲、家庭个人化诸多新趋势。

其中，买卖可能是情感纽带选择的最无情模式。（不过长期来看，婚姻本身似乎也是一种长套餐的“情感体验产业”。）呼应前文，情感体验产业是支撑现代人总是轻易失去的“存在论安全感”的重要力量，因其暂时性和随意性，故关键优点在于“轻松”——如作者所言，既然谈恋爱和其他形式的感情纽带构建也都需要“付出成本”，那么“很明显，用钱来买这种体验感,会感觉更轻松愉快”。

以古典浪漫主义的眼光看，情感体验与暂时性似乎水火不容。但当代人对情感体验的购买意愿据作者描述却在增加，其原因在于，即便从传统而稳定的存在论安全感之源中（例如从家庭和工作中）“得到的安全感也逐渐变成暂时性的了”（p.90）。

万物流变，索性随波逐流，又索性兴风作浪。

注释：

[1] [日]山田昌弘，《社会为什么对年轻人冷酷无情》，李燕 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年（日语初版2013年）。引文和参照均在正文中直接标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