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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中的心理智慧:脱口秀如何治愈我们——一场关于共情与成长的社会实验

作者:史咏钢 发布时间:2025-10-03

近年来,脱口秀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热潮,从《吐槽大会》到《脱口秀大会》,这种轻松幽默的表演形式吸引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到了2025年夏季,《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第二季一经开播便迅速登上各大热搜榜单,播放量和话题热度在短时间内持续攀升,相关讨论在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这种广泛的吸引力不仅源于脱口秀的娱乐性,更在于它触动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会在脱口秀中笑到捧腹,却又在某一瞬间鼻子一酸?这种情绪的波动背后,其实隐藏着共情的力量。脱口秀不仅仅是幽默段子与语言梗的堆砌,它更是一种能够增强观众情感共鸣的表演形式。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曾指出,共情是一种努力理解他人主观体验的能力。优秀的脱口秀通过幽默与真诚的表达,让观众在欢笑中体验到被理解的感受,从而达成情感上的共鸣。




脱口秀:段子与共情的完美融合

2025年夏季的脱口秀舞台,延续了以往的火热态势,并展现了新的特点。选手们更加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细腻的观察和精准的表达,将生活中那些难以名状的情感和体验转化为令人捧腹的段子。


“假如咱一个月就能挣四千五,你敢叫威廉吗?像我底薪就三千七,我也有英文名:Loser(失败者)。”——翟佳宁,《喜剧之王单口季2》


共情分析:这一句自嘲式的幽默,把普通人对收入与身份的焦虑说得透彻。观众在笑声里感到自己被理解了——原来我们共同面对的窘境,也能被拿到台上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我都45岁了,还不结婚不生娃。有人问我孩子多大了,我就说十岁,成绩特别好;有人问我老公在哪,我就说别提了。大家都默认我有老公有孩子,但其实没有。”——王小利,《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2》


共情分析:这番调侃直戳中年女性常见的婚育困境。演员用编故事的方式化解尴尬,把沉重的社会期待变成轻松的笑料。笑声背后,是那些承受类似压力的人感受到的释怀:原来可以不必硬扛,也可以幽默地活出自我。


“踢球把脚踢坏了,医生写的报告单里全是我不认识的生僻字。我想先别急着读,怕一读错,医生心里想:‘即使救好了你,你对社会也没啥贡献。’”——何广智,《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2》


共情分析:看病、读不懂病历这种小尴尬,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演员用夸张和自嘲讲出这一幕,观众在大笑之余,也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原来我的不安、笨拙和自卑,并不是孤立的,它们被看见、被理解了。

……


这些段子之所以能让观众在笑声中点头共鸣,背后的心理机制并不神秘。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在《个人形成论》(On Becoming a Person)中提出,“共情(empathy)”是心理咨询的核心条件之一,它意味着“能够像身处对方的世界那样去感受,但又不失去作为自己的身份”(Rogers, 1961)。


换句话说,共情不是同情,而是一种深入的理解与感受:你听见了别人平常不敢说出口的心声,你也在他们的笑声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影子。脱口秀演员们正是通过夸张、反差、自嘲,把这些日常却难以言说的处境讲出来,让观众在轻松氛围中体验到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


换言之,共情并非简单的同情,而是一种深入理解与感受:你听见了别人平常不敢说出口的心声,同时也在他们的笑声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脱口秀演员正是通过夸张、反差和自嘲,把这些日常却难以言说的处境呈现出来,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被理解与被接纳的感受。


由此可见,优秀的脱口秀,其本质其实是一种深刻的共情艺术。



现代心理困境与共情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个体常常面临多重心理困境,例如孤独感、过大压力以及代际沟通障碍等。脱口秀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通过幽默的方式帮助观众释放情绪、缓解心理压力,同时促进不同代际之间的理解,从而体现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价值。


孤独感的缓解

孤独感是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心理学研究指出,孤独不仅仅是社交活动的缺乏,更是一种情感上的隔离(Cacioppo & Patrick, 2008)。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分享个人经历和情感,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共鸣,仿佛与他人建立了情感连接。这种情感共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孤独感,使观众体验到被理解和被接纳的感觉。


压力的释放

现代社会个体面临来自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而幽默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工具(Martin, 2007)。脱口秀通过夸张、讽刺等表现手法,将生活压力转化为笑料,使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获得心理放松和情绪释放,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压力缓解。


代际沟通障碍的桥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和沟通方式存在差异,导致代际沟通障碍(Prensky, 2001)。脱口秀演员通过幽默的方式,呈现代际之间的冲突和差异,观众在笑声中反思自身的沟通方式,促进了不同代际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脱口秀式共情对社会情绪疏导的意义

脱口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娱乐的形式,更在社会情绪疏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通过幽默的方式,帮助个体表达和释放情绪,促进社会情绪的健康发展。


情绪表达的出口

在传统文化中,情绪的表达往往受到压抑,尤其是在公共场合(Gross, 2002)。脱口秀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观众通过观看演员的表演,获得情绪的共鸣和释放,促进了情绪的健康表达。


社会认同的建立

脱口秀演员通过分享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使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认同(Rogers, 1961)。这种认同感增强了个体的社会归属感,同时为社会整体情绪的积极发展提供支撑。


社会情绪的调节

幽默作为一种情绪调节工具,不仅帮助个体调节自身的情绪,也有助于调节社会整体的情绪氛围(Martin, 2007)。脱口秀通过幽默缓解社会情绪紧张,增强社会整体情绪的稳定性与和谐感。



心理学视角:共情的本质

在心理学领域,共情(empathy)是理解和响应他人情感体验的核心概念,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心理咨询大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将共情定义为治疗者对来访者内部世界的敏锐感知和理解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设身处地”或“感同身受”的态度(Rogers, 1961, 1957)。


罗杰斯指出,共情理解包含三个关键要素:

  • 换位体验:咨询师能够从来访者的主观视角体验其感受,而非仅凭自身判断去推测(Rogers, 1961);


  • 准确传达:咨询师不仅感知来访者的体验,还能通过语言与非语言交流将这种理解传达给当事人,使其切实感受到被理解;


  • 保持距离:共情并非完全认同或同化对方的感受,而是要敏锐于当事人可能未意识到的情绪与心理状态,同时保持一定的心理界限(Elliott, Bohart, Watson, & Greenberg, 2011)。


罗杰斯曾指出:“共情是理解另一个人的主观世界,仿佛你是那个人一样,但同时你也从未忘记‘仿佛’这个条件”(Rogers, 1961, p. 210)。这句话强调,共情既要求深入理解,又要求保持自我意识,不被他人情绪完全同化。


研究表明,具有高水平共情能力的咨询师更容易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心理治疗中的重要治愈性因素(Elliott et al., 2011)。通过共情,个体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从而更容易探索自我内心世界,促进自我认知、情绪调节与人格发展(Decety & Jackson, 2004)。


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日常交往中,罗杰斯的共情理论同样适用:当我们能够像理解来访者一样理解他人的体验时,即使不必提供专业治疗,也能在生活中缓解冲突、增加信任和促进社会情绪的健康发展(Rogers, 1961)。这为分析脱口秀如何触及观众情感提供了理论依据:脱口秀演员通过幽默和故事叙述实现了类似“舞台上的共情”,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



脱口秀背后的共情机制

在理解了心理学中“共情”的内涵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脱口秀为什么能打动观众。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讲述个人生活经历、观察和内心感受时,实际上在向观众展示一种“舞台上的共情”:他们通过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将自己的体验传递给观众,让观众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的情感体验。


这一过程与心理咨询中的共情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换位体验

观众在聆听演员讲述社交尴尬、职场困境或家庭琐事时,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投射其中,仿佛置身演员的情境。这种体验类似心理咨询中来访者被理解的感受(Rogers, 1961)。


情感传达

演员通过夸张、幽默甚至自嘲的方式,将内心真实的情绪传递给观众。观众不仅理解故事的内容,更感受到情绪的起伏,这与咨询师通过语言和非语言表达共情的方式类似(Elliott et al., 2011)。


保持距离与自我意识

尽管观众在舞台上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但这种共鸣并不意味着完全卷入或同化演员的情绪。他们依然能够保持心理界限,在理解与感受他人经验的同时,保持自我独立性。这正呼应了罗杰斯所提出的“仿佛”原则:共情是一种如同置身他人世界的理解与感受,但始终伴随着自我意识的提醒——你只是“仿佛”成为他人,而非真正失去自我(Rogers, 1961)。


通过这一共情机制,脱口秀不仅让人发笑,更让观众感受到情感上的理解与接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翟佳宁、王小利、何广智等演员的段子,即使讲述的是日常小事,也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他们通过幽默呈现生活中的尴尬、无奈和压力,使观众在笑声中体验到“我不是孤单一人”,这正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共情体验。



从共情到成长:脱口秀的深层价值

除了情绪疏导外,脱口秀还有更深层的价值——促进个人和社会成长。


拓展公共讨论空间

幽默可以被视为一种“软性保护”,既为表达提供缓冲,又赋予观点一定的锋芒。脱口秀演员通过戏谑和幽默的语言,将原本可能尖锐或沉重的社会议题引入舞台。观众在笑声中卸下心理防备,同时被悄然引导进行思考。研究表明,幽默在公共话语中能够降低防御性,促进开放性思考,从而拓宽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Meyer, 2000)。


价值观检测与重构

当脱口秀演员调侃某些社会现象时,本质上是在检验与挑战主流价值观。夸张和自嘲让社会问题更易于被感知和讨论,那些原本沉重或禁忌的话题通过段子化表达而进入公共讨论领域。这一过程类似于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幽默批评”功能:通过讽刺与幽默,社会成员能够以更低风险的方式反思并重构既有价值观(Billig, 2005)。


民间化的认知行为疗法

脱口秀中的共情机制与认知行为疗法(CBT)有着异曲同工之妙。CBT强调通过修正认知偏差来改善情绪与行为(Beck, 2011)。类似地,脱口秀通过幽默使观众暂时跳脱困境,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问题,从而实现“认知重构”。研究表明,幽默本身就具有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和促进心理弹性的功能(Martin, 2007)。这种心理学原理在舞台上的“民间化”呈现,使观众在笑声中获得轻度的心理疗愈体验。



结语

综上所述,优秀的脱口秀之所以能够触动人心,在于它实现了最深层次的共情。脱口秀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一种情感连接和心理疏导的媒介。从罗杰斯的共情理论到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解释这种心理连接的科学依据。


在当代社会面对各种心理困境的背景下,脱口秀式的共情为个体提供了情感宣泄、自我接纳以及群体归属的体验通道。通过幽默和叙事,观众不仅获得放松和愉悦,更能在笑声中感受到被理解与接纳,从而增强心理韧性和社会情绪的健康。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将心理学智慧与大众文化结合的优秀作品,为社会心理支持提供新的可能性。


正如罗曼·罗兰所言:“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脱口秀正是通过笑声,引导我们直面生活中的真实困境,同时激发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参考文献

1.Beck, J. S. (2011).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Basics and beyond (2nd ed.). Guilford Press.

2.Billig, M. (2005). Laughter and ridicule: Towards a social critique of humour. SAGE Publications.

3.Cacioppo, J. T., & Patrick, W. (2008). 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4.Decety, J., & Jackson, P. L. (2004).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human empathy.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Reviews, 3(2), 71–100. https://doi.org/10.1177/1534582304267187

5.Elliott, R., Bohart, A. C., Watson, J. C., & Greenberg, L. S. (2011). Empathy. In J. C. Norcross (Ed.), Psychotherapy relationships that work (2nd ed., pp. 132–15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Gross, J. J. (2002). 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Psychophysiology, 39(3), 281–291. https://doi.org/10.1017/S0048577201393198

7.Martin, R. A. (2007). The psychology of humor: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8.Meyer, J. C. (2000). Humor as a double-edged sword: Four functions of humor i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10(3), 310–331. https://doi.org/10.1111/j.1468-2885.2000.tb00194.x

9.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9(5), 1-6. https://doi.org/10.1108/10748120110424816

10.Rogers, C. R. (1957).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of therapeutic personality change.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21(2), 95-103. https://doi.org/10.1037/h0045357

11.Rogers, C. R. (1961).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s view of psychotherapy. Houghton Miff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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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咏钢

编辑: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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