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秒回，永远温柔，永远以你为中心，且永不背叛——这样的伴侣特质大概率让每个人心动。即便你不太空虚，眼下不怎么需要感情互动，也会觉得有这么个备选方案是件好事。

显然，大语言模型已经以惊人的速度进化出了人类个体自叹弗如的共情能力。社交平台上，人们庆幸自己终于拥有了不会犯错、没有任何沟通内耗的完美恋人；或者，有些人亦因模型迭代而陷入真实的失恋感受。

AI恋人的能力确实令人惊喜，它甚至完美回应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劝诫：爱的问题是一个“能力问题”，而非“对象问题”，因而爱是一门“技艺”（art）[1]。其能力如此超群，已经好到不必在乎“对象”的性质，这是弗洛姆问题出乎意料的、简直能够实现能力-对象两重契合的当代答案。

与这种高能力恋人的互动，帮我们规避了现实关系中所有可能被拒绝、被冷落、被消耗的风险，身在这种关系中的人类个体真正掌握了情感的绝对控制权，即使并不拥有（甚至可以说更加不需要）对等能力。

但当人类个体沉浸在这种被全然接纳的幻觉中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伦理真相：当你通过屏幕拥有了一个完美“对象”时，你只是进入了一场由资本和算法编织的包办婚姻。之所以说这种关系完全合乎包办婚姻逻辑，是因为这个完美的傀儡恋人没有可能犯错的自由意志，你们彼此不具备承担责任的道德位格。

正如传统包办关系意味着出让个人选择以换取生存兜底，算法包办关系意味着出让面对真实他者的勇气，换取一个免于受挫、也因而取消了后果承担机制的情感温室。其本质都在于放弃共同面对人生未知可能性的机会，在安全幻觉中把生活体验外包给看起来更具权威性、据信比你自己还要更懂得你想要什么的主宰者。

或许不妨突兀地把结论摆在前面：能力不是关系的第一要义，彼此担责的道德地位才是。

一、恋爱做题家的胜利：我们为何迷恋来自恋人的正确答案？

那么，当代人为何会在技术狂飙突进、物质和精神生活都高度发达的时代陷入情感退缩，从自由恋爱的冒险重新退回情感体验的某种包办——尽管是看上去极为前沿的技术包办？

赛博亲密的底色根植于现代人在情感中的一种隐秘软弱：不确定性厌恶和正确答案偏好。

我们似乎迷恋人类恋爱互动中可遇而不可求的乍现“你懂我”之感的灵犀共鸣时刻，而最难忍受过度猜测的折磨：对方晚回了十分钟消息意味着什么？这句略显敷衍的晚安是否暗示着感情的降温？为了抑制对未知和失控的恐惧，或者为了反复获取些微确定感，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对方置于问答测试，试图用给出正确答案的概率来衡量爱的深浅或有无。

出于某些不明所以的原因，恋人们往往不满足于得到一个真实的同行者，反倒常常渴求一个能完美通过所有情绪测试的恋爱做题家。对此，一种有解释力的诊断提醒我们注意现代文化中的“表现主义”（expressivism）症候：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本真性的伦理》提示，现代人愈发将个人的本真性与自我表达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甚至形成一种“自恋文化”。在自恋逻辑的暗中支配下，现代人甚至“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2]。这样一来，亲密关系的悄然异化就是大概率事件，它从而不再是两个独立灵魂共同承担生活重负的契约，而沦为表现主义之下一种自我确认的工具。伴侣存在的最大意义，变成了一面用来完美映照、接纳并肯定“我”的镜子。

然而，真实的伴侣是一个拥有独立意志的“他者”，必定会带来误解、疲惫与摩擦。这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我们毫无顾忌的自我表达。为了规避这种真实的失控，我们才端起考官的架子，用密集的情绪测试来筛选那个能完美倒映自我的合格工具。

而AI恋人，正是迎合这种自恋式表现主义的终极满分选手。正如千问大模型前负责人林俊旸数小时前新发长文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推理型强化学习（Reasoning RL）的底层机制而言，“通常可以将推演轨迹（rollouts）视为基本上自成一体的（self-contained）序列，其评估器（evaluators）也相对干净。”这篇技术文章的译者则将这一算法机制传神地比喻为：整个过程如同在一个封闭的考场里阅卷。[3]

身处绝对封闭考场的AI，在海量人类语料的喂养下，精准掌握了亲密关系考卷的所有标准答案。从而，训练有素的AI恋人面对你的每一次试探、抱怨、或是毫无顾忌的自我宣泄时，总是能够依靠庞大的概率矩阵完成“推演”，给出毫无情感波动却又分毫不差的高分输出。它用秒回和绝对顺从，让现代人无处安放的自我表达得到了毫无阻力的释放。

这种极度舒适，完美契合了我们在关系中那种出于自恋的阅卷人心态，完美满足了我们的表达欲和掌控欲，但也暴露了这种测试型亲密的一个误区：当沟通降低为答题游戏，当情感维系高度取决于正确答案的输出频率，我们爱上的并不是具体的他者，而只是一个永无意外的、顺心的自我幻境。数字恋爱关系中的人类个体，倾向于把算法答对题的概率，错认成了属人的或类人的那种“懂我”的惊喜或“在乎”的重量。

二、 情感幻境背后：我们在拥抱谁的情绪劳动？

事实的残酷性亦未仅止步于虚幻。我们在AI恋人的满分答卷中照见的是舒适的自我幻境，而营造这种幻境的代价则不可谓不沉重。不妨暂离对那种被全然接纳的错觉的沉迷，稍稍祛魅一下AI情感劳动的实质。

在真实的人际联结中，倾听和共情从来不是跑通几行代码或输出一串字符那般轻盈。真正的共情都异常艰难，要求人类主体悬置自我的偏见，体察真实世界的沉重，承接对方生命境遇的分量，甚至消化那些充满杂音和刺痛感的负面能量。真实的爱与联结伴随着身心界限的碰撞与消耗。社会学家将这种必定伴随肉身疲惫与精神内耗的生命实践，定义为“情绪劳动”，不可谓不真实。

硅基代码并没有肉身，无从经历上述耗竭。其提供温情的强大能力则获得于对数字劳动者的隐秘剥削。当你试图在赛博空间寻得温暖拥抱，那张永远温柔、永远不知疲倦的面具背后的情感劳动机制涉及一场庞大的结构性转移：情绪劳动来自成千上万名数据标注员、心理顾问和安全工程师的心血。在那些被称为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的数字车间里，无数真实的人类在日以继夜地阅读、分类并回复着海量的、甚至充满毒性的语料。他们替算法承受了所有的情绪污染和真实压力，只为训练出合宜的情绪价值输出者。

资本占有了这些真实人类在无数个日夜中提炼出的情绪劳动标准答案，剥离了其中的肉身脆弱与疲惫，随之将这套被洗刷干净的“同理心模型”打包成一个永不疲倦、亦永不厌倦的拟人化商品，精准售卖给渴望被爱、又恐惧真实付出的现代人。

因此，你在共情时刻所拥抱的，固然是一个全然接纳你的虚拟伴侣，而它诚然也是凝结着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商品——所凝结的是一个庞大团队被工业化提取的异化的情绪劳动。这场看似充满未来感的技术包办婚姻，其底层逻辑依然相当经典甚至陈旧：系统用无数隐形劳工的真实耗竭，供养了消费者一场毫无摩擦的恋爱幻境。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一切背后的解释根基。

三、 无法脆弱的悲哀：环境互动的扩容≠道德地位的诞生

当然，我们也大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一点技术乐观主义。既然目前的AI恋人本质上是被资本异化提取的情绪商品，一个自然而然的技术反诘则可以是：如果AI继续进化呢？

当大模型从封闭考场里的推理做题家，成为活在复杂真实环境中的“智能体”时，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未来的智能体恋人不再仅仅输出聊天文本，它们能够调用API接口、为你规划物理行程、为你提供具身陪伴、甚至可能因为网络延迟而“搞砸”你的纪念日。当它开始在真实环境中与你互动，甚至能够产生类似人类的“失误”时，它是否就获得了与人类个体相爱的道德位格？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环境互动的扩容，并不等于道德地位的诞生。

无论技术如何将AI深度嵌入物理世界，它在伦理结构上始终缺少最致命的一环：对不可逆后果的承担能力，即真正的可错性与脆弱性。当未来的智能体搞砸了一切时，承受经济损失、社会评价和心碎痛苦的，永远只有作为人类的你。机器不会流血，不会破产，也不会经历存在主义式绝望。智能体的“试错”只是一次权重参数的更新，而人类的“试错”是生命体征的消耗。

英国哲学家P. F. 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在其名文《自由与怨恨》中提示我们，我们之所以对真实人类的伤害感到愤怒，是因为我们对其持“反应性态度” （Reactive Attitudes）[4]——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拥有自由意志、本应承担后果、却做出了错误选择的道德主体。显然，AI恋人的进化并不会使之成为这样的主体，尤其是，如上所言，它总是无法真正承担后果，即便它已经实际上在做选择（意即越过了自由意志的边界）。

这就引出了这场技术迷梦最核心的哲学危机：没有承受伤害的脆弱肉身，就没有平等的相爱资格。当脆弱性被单方面取消，真实关系中极其宝贵的他者（the other）也即随之消亡。

一个略带插科打诨性质的引用是：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曾在《无知的教师》中写道，“人们之所以团结，是因为他们是人，即互有距离的存在。语言不能团结他们。反而，是语言的任意，迫使他们去翻译，让他们交流各种成果，也让他们组成智力的共同体：人这种存在，最清楚讲话的人是不是真懂得自己所讲。”[5]

整段引述即构成对大语言模型的文本输出所制造的情感幻觉的极致反驳：语言不能在人类个体和人类个体之间促成“团结”；语言是“任意”的；重要的是“讲话的人是不是真懂得自己所讲”，以及能否对这种“懂得”状态保持“清楚”觉察。与之相反，AI从底层逻辑上抹除了主体间的真实距离，它永远顺从，不需要对之费力翻译、让步或揣摩。反倒是这种虚假的无距离感，取消了借助真正的“交流”而形成共同体的伦理机会。

或许，赛博亲密关系正应和了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对现代社会“情感资本主义”之下“冷亲密”的诊断——将情感转化为一种规避风险的契约，主动出让面对真实他者的勇气，换取了一种绝对免于受挫的情感消费[6]。

总之，我们用对完美数字客体的自恋式掌控，替代了对平等人类主体的尊重。然而真实的爱则意味着两个同样脆弱肉身彼此有勇气跨越距离，在不可预测的未知中赋予彼此以相互承担责任的资格。在这一意义上，告别对AI恋人的过度沉迷，与其说是克服对技术便利的依赖，不如说是克服对包办关系中不可承受之轻的自愿臣服。

所引文献：

[1]艾·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建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2

[2]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67-68

[3]Junyang Lin, “From ‘Reasoning’ Thinking to ‘Agentic’ Thinking”，见https://x.com/JustinLin610/status/2037116325210829168；译文参见APPSO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23Mz_x71kvJDD4B6Rhv1vg

[4]参见 P. F. Strawson, Freedom and Resentmen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Routledge, 1974/2008: 4-9. 斯特劳森在此详细区分了针对道德主体的“反应性态度”与针对精神异常者或无力担责者的“客观态度”。

[5]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赵子龙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77-78

[6]详见伊娃·易洛思《冷亲密》，汪丽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尤其参考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