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舒卷”：王戎的实践智慧与道德代价
作者：朱泙漫
发布时间：2026-11-02
1. 不像竹林名士的竹林名士
在竹林七贤中，王戎大概是最难用某一种性格或某一个道德标签概括的人物。《世说新语》在《德行》《言语》《雅量》《赏誉》《品藻》《容止》《伤逝》《任诞》《简傲》《排调》《俭啬》《纰漏》《惑溺》诸篇中，留下了三十余则与他有关的材料。若将这些素材简单拼接，呈现的并不是一个性格鲜明、始终如一的名士形象，而是一种颇为复杂却又意料之中的活人感。进入小学课本而为人熟知的事迹：王戎七岁时，曾与伙伴在路边玩耍。众人看到李树果实累累，争相采摘，只有他站在原地不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来一尝，果然如此。近人不那么相熟的事迹：同是七岁时，他在宣武场观看猛兽，老虎突然扑向围栏，众人惊慌后退，只有王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这两个故事分别表现出他敏锐的观察力、独立判断和过人的镇定，《世说新语》同归之为“雅量”。然而，王戎亦有完全不同的一面，或有趣，或可鄙：他家境富裕，却常与夫人夜间点灯散筹，计算家产；家有好李，卖给别人之前，总要把李核钻穿，以免买主获得种子；女儿出嫁后借了他几万钱，迟迟未还，他便面露不悦，直到女儿还钱才重新高兴起来。还有一则故事说，他只送给侄子一件单衣作为婚礼贺礼，婚礼结束后竟又索要回来。若以寻常的道德眼光衡量，这些行为恐怕很难得到体面评价。但王戎并不是一个只有精明和吝啬的人。他中年丧子，悲痛异常。有人劝他，孩子不过是怀抱中的婴儿，不必如此伤心，他却回答：“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他与妻子的相处也颇有情趣。妻子常以“卿”称呼他，他起初认为这不合礼数，妻子却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他最终也就听任妻子如此称呼。一个每天与妻子计算家产的人，同时倒也是一个深情、幽默而有生活情趣的人。更重要的是，王戎并非只是一位擅长清谈的名士。他参与西晋伐吴，建立过军功；历任要职，长期置身政治中枢；经历曹魏、西晋政权更替以及西晋后期的政治动荡，最后活到七十二岁，死于郏县，结束了“危难之间”仍“谈笑自若”“时召亲宾，欢娱永日”的一生。若从功业、地位和人生结局看，他是那个时代难得能够取得相当成功、又可谓得以善终的人物之一。当然，如果严格按照亚里士多德式定义，幸福并不等同于财富、地位、寿命或事业成功，而是贯穿完整一生的合乎德性的活动。而若要说王戎实现了幸福，则是要强调王戎的人生具有某种整体性的善好（well-being or flourishing）。他不仅存活保全，而且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行动空间，维系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也保留了丰富的情感经验。这再次挑战了现代人惯常的道德主义预设：我们是否一定要先把一个人判定为道德上的好人，才能承认他是一个有智慧、有生命力、值得理解的人？王戎的典范意义恰在于再次提示我们，道德评价与对人格及其实践能力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
2. 动荡社会中的实践智慧与整全人格
王戎的吝啬，或许并不完全是一个道德污点。对于他的聚财行为，东晋史家孙盛在《晋阳秋》中曾提出一种解释：“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所谓“自晦”，就是有意以一种不那么卓尔不群、甚至有些庸俗可笑的形象遮蔽自己，以降低他人在政治上对自己的警惕。戴逵对此进一步评论说：“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在这种解释中，吝啬不再只是贪财的表现，也可能是一种政治性的自我保护策略。这种策略并非没有历史先例。《史记·萧相国世家》即记载了一则萧何以“伪恶”安抚君心的故事：“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回到王戎，我们当然不能仅凭“自晦”一解，就断定他的吝啬是有意为之的形象管理。史料毕竟并未提供直接证据。或许他确实对金钱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可是，即使接受这一更直接的解释，王戎仍然值得我们重新理解。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他究竟有没有韬光养晦，而是一个人何以能够同时具有如此出色的识鉴、镇定和政治判断，又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吝啬；何以既对故人怀有深厚感情，又在财富问题上斤斤计较；何以既有名士的风度，又能在官场中长期周旋？就王戎所处的历史境遇而言：魏晋之际，政权更替频繁，政治秩序不断重组，士族门第既是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依凭，也可能成为卷入权力斗争的风险来源。身处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很难仅凭坚定的道德立场或一贯的行为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一生。王戎出身琅邪王氏，拥有门第、财富和政治网络，但这些条件并不能让他免于权力斗争的威胁。相反，越是身处权力中心，越需要判断谁能够信任、何时应该进退、何种言论可以坦陈、什么立场不宜坚持。《晋书》评价王戎“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紧接着似有贬抑其“无蹇谔之节”“但与时浮沈”。就其政治实践而言，他总是识别局势变化，并根据现实条件调整自己的行动。在齐王司马冏与其他诸王发生冲突时，王戎曾建议司马冏交出权力、退居府第，以求自保。这个建议惹怒了司马冏的谋臣，王戎随即假称药性发作、跌入厕所，才躲过一劫。这样的故事很难让人把他想象成一个坚持原则、迎难而上的道德英雄，却充分展示了他对政治风险的敏感，以及在危急时刻迅速调整行动的能力。但参照他劝谏司马冏退守的理由，却又是言之谔谔的“论功报尝，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不可谓不犀利。实践智慧（phronēsis）蕴涵着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对行动后果的判断，以及在复杂事务中作出恰当选择的能力。王戎的言行则提醒我们，实践判断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风险之中展开。一个人如何感知环境、理解他人、把握时机、调整自身，都是其实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人格整全。人格整全或许并不要求一个人必须拥有稳定而一致的道德品质，也不意味着他的欲望、情感和行动必须和谐地服从于某种单一价值——此乃幸运之人方可达成。王戎的情感、财富观念、政治判断和名士风度之间，显然存在难以消除的张力。这些张力既来自他个人的性情，也来自他所处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时势；既可能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得不承受的现实后果。理解一个人，不是把他还原为某种稳定的性格或道德品质，而是理解他如何在具体的历史处境和生活关系中，将复杂甚至相互冲突的情感、欲望、判断与行动组织成自己的一生。王戎的整全人格并不表现为一种没有裂隙的内在和谐，而是表现为他如何在多重生活领域之间转换、维系和调整。承认一个人的一些行为有道德代价，与承认此人的人格仍然整全，两者并不冲突。
3. “活人感”如何启示AI时代的人性理解
今天重新讨论王戎，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背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理解人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类能力可以被识别、测量、模拟和比较。知识储备、推理速度、情绪识别、沟通表达、风险判断，乃至某些道德推理和情感回应，都可以被转化为可观察、可计算的表现。我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能力清单、行为数据和评价指标来认识一个人。这种变化带来了一种新的风险：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能力主义，甚至可能是道德能力主义。所谓道德能力主义，就是把一个人是否具备某些可识别、可评价的道德能力——例如同情、克制、坦诚、利他、遵守规范，以及在不同情境中保持行为一致等——当作衡量其人格价值的主要尺度。一个人似乎只有表现出足够稳定、足够符合规范的道德能力，才值得被承认为完整的主体。这样一来，人格就更容易被简化为一套道德表现，而复杂的人生经验和具体的关系处境则退居其次。王戎恰好可以成为反思这种倾向的一个起点。他的吝啬、聚财和政治上的明哲保身，当然导致了就人格评价而言的道德代价；但如果我们只凭这些行为特质就把他归结为一个贪婪、圆滑、缺乏气节的人，那么我们也就同时抹去了他的情感、判断、幽默、识鉴和行动能力。反之，如果为了维护他的名士形象，把所有负面行为都解释成深谋远虑的自我伪装，同样是在用一个单一标签取代真实的人。王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些不同侧面并存于同一人，而且无法被轻易化约。AI当然可以学习人的行为模式，识别性格特征，模拟情感表达，甚至在特定情境中生成总是恰当或最优的判断。但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重要的并不只是他能够完成什么任务、表现出什么特征，或者在某项测试中达到什么标准。一个人的人格，还存在于他长期生活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他对过去的记忆、对现实的感受、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在不同处境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过程中。人的情感并非一组可以独立提取的属性，人的判断也不是脱离生活经验的单次计算。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历史、有牵连、有矛盾，也有延续性的生命。因此，恰是因为王戎并未提供一个值得照搬的价值标准答案，他遂可彰示一种值得追求的榜样人格：不把自己交付给某一种固定的道德角色，也不以单一的能力或品质定义自己；能够理解现实的复杂性，在关系与时势之间作出判断，并在变化之中维系自身的生活世界。标准答案属于受能力主义模式主宰的AI，“活人感”则可能是现时代的人性出路——在伦理学意义上，这可能比众说纷纭而又人云亦云的“具身性”更有实践前景（正如能力主义批判要比价值对齐更具理论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