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有一类热点话题被反复讨论，那就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人们或是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内卷的精密系统里不得喘息，或是被迫选择“躺平”，退出竞争。例如，在教育领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拒学”¹话题变得常见
，精神科候诊室也出现了许许多多青少年的身影^[1]。在职场领域，“996”、“牛马”等与内卷和内耗相关联的词汇人尽皆知^[2]。从这些话题的热度就可看出，谈到内卷，人人都能说上几句感受，焦虑似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之中。甚至在我国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开始明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²

“焦虑社会”，学者王天夫在其研究中谈到了这一概念，并且指出，当前群众关注内卷和躺平现象³，而这一对看似截然相反的行为，根源却是一致的，都是人们在竞争压力下对焦虑的反应^[3]。这些焦虑的背后有着超出个体控制的系统性的原因。所以，仅仅把内卷下的焦虑归因于个人，认为它是个体面对压力环境时的失调或无能，这是不恰当的。社会内卷形成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内卷的重要推手——“优绩主义”，它何以存在，并如何系统性地影响到我们每个人。此外，我们更要讨论，在优绩主义笼罩的现实之下，如果个体无力撼动环境，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完整地盛放？

优绩主义（Meritocracy）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资源分配的观念与原则。它起源于反对世袭特权，初衷是想建构一个人人“机会平等”的开放社会。优绩主义信奉个人努力，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应该由个人的“绩优”来决定，也就是由他/她的才能、努力和成就来决定。

优绩主义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在中国，优绩主义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科举制”，社会底层人才通过“学而优则仕”，获取上升通道，实现阶级跨越。而现代意义上的优绩主义更多地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优绩主义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价值观。^[4]优绩主义的初衷是激励个体奋斗，推动社会效率与人才利用，并且也在努力实现它的初心之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然而，当优绩主义观念演变为一套覆盖全社会的高度制度化系统，就暴露出了其内在的悖论和其残酷性。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5]一书中指出，优绩主义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固化了阶层，加剧了不平等。它创造了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成功者（往往是最幸运的阶层）拿走绝大部分收益和社会尊重，而其他人则被视为“失败者”。这导致社会鸿沟加深，失败者不仅承受物质上的匮乏，还要承受道德上的屈辱——被认为是不够努力、或天赋不足。

与此同时，优绩主义也为内卷提供了土壤：当“绩优”成为唯一被认可的评判标准时，个体自然被卷入对有限“优秀”名额的无止境竞争中去。这一切的背后，是标准化评价体系的全面建立与强势渗透，它让“绩优”成为可量化、可比较的硬指标。例如，在当前的社会中，无论是教育领域的标准化考试、职场的量化绩效考核，还是社交媒体的点赞转发数，一切都被转化为可比较的数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塑造教育趋势2025》（Trends Shaping Education 2025）报告^[6]指出，当前全球范围内教育评价的标准化、量化趋势仍在加剧。

当优绩主义系统走向极端，人们需要通过不断竞争来证明自己。学生学习是为了在考试中排名更高；工作的目标是在绩效评估中胜过同事；社交也不再是为了建立联结，而是为了积累人脉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被简化为数据，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竞赛。个体身处优绩主义系统之中，呈现出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

我国学者倪娟和沈万里（2025）在其研究《新型社会“内卷式”竞争中的教育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中指出，“当代社会的‘内卷式’竞争呈现三重维度：个体在价值祛魅中陷入低欲望困境；社会在绩效至上逻辑下催生普遍性倦怠；社交关系在系统殖民中趋向原子化裂变。”^[7]研究者们总结的这三重维度概括了优绩主义系统走向极端化后人的存在状态。

首先，人们被“工具理性”所主导。工具理性这一概念与价值理性相对，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8]，指的是通过精确计算手段有效性以实现目的最大化，侧重效率与实际利益，忽略目标本身意义。早在二十世纪之初，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提出，工具理性的扩张将导致“理性铁笼”的形成。^[9]工具理性推动现代社会高效发展，同时一张大网也把人们困于其中。人们的行动都被预测、规划、计算，在高效达成目标的同时，也忽略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3]在这样的系统之中，个体被训练得只问“如何做得更好”，而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工具理性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确能带来效率——无论是学习效率还是工作效率，但这种效率往往以牺牲对生活意义的整体思考为代价。比如，在内卷的环境下，问问埋首于作业堆中的孩子，他/她为什么而学习，他/她很可能难以给出一个属于自己人生的答案。

这就是优绩主义系统给人带来的第一重侵蚀：意义的流失。当一切活动都被转化为竞争手段，活动本身的内在价值就会被掏空。学习不再是对知识的渴望，而是获取文凭的手段；工作不再是自我实现的途径，而是赚取收入的方式；社交不再是情感交流，而是资源置换的途径。个体陷入“悬浮状态”^[10]，追求短期目标，同时延迟或逃避对当下生活的深度投入，期待实现目标后再真正生活。个体会认为“等我考上大学就有时间学我喜欢的东西了”、“等我赚够100万就能找女朋友了”、“等我实现财务自由就能按自己的心意生活了”。但这种等待往往持续地蔓延在人的生命之中，实现了一个目标后又有下一个新的目标，等待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

其次，人们会将自我责任极端内化。在优绩主义的叙事中，成功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才能与努力，而失败则完全是个人责任。举个例子，2023年，某美妆博主在直播间带货时，有网友评论该产品价格偏高，该博主回应网友：“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意为提醒消费者，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位博主的言论即刻被推上热搜，引发广大网友不满。这一事件能成为网络热点，正是呼应了大众对于优绩主义系统下的叙事逻辑“个人要为自己能否过上好生活负全责”的激烈反抗。

优绩主义的叙事忽视了系统性支持、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结构性因素。如果个体接受这种叙事，就会将系统性压力完全内化为自我要求，陷入“我必须更努力”的无限循环之中。这会造成自我身心健康的持续损耗。长期处于高压竞争状态会导致慢性压力，进而引发焦虑、抑郁、倦怠等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例如，在韩国流行一个说法，叫“四当五落”，特指备战大学入学考试的高中生，如果睡眠时间在4小时就能金榜题名，而睡5个小时就会名落孙山。这种现象极为典型地揭示了优绩主义体系对个体造成的生命耗竭。

此外，人们在优绩主义系统中，会持有持续比较的心态。无处不在的排行榜和数据，将每个人不断暴露于社会评价体系之中。系统恰恰利用这种压力作为驱动个体更加努力竞争的“鞭策”力量。而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人们更是难以逃离数据编织出的大网^[11]。在这种生存背景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工具化，他人往往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象或可利用的资源。你很可能不敢对坐在身边的人交付真心，因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同窗三年的同学进入考场就是比拼对手，同寝四年的室友面对同一个企业面试官时，就是“有他没你、有你没他”的关系。这种竞争的逻辑侵蚀了人际互动中信任、同理心和深度联结的可能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浅薄、功利而脆弱。

最后，但也极为重要的是，优绩主义系统在结构上排斥了众多群体。那些在标准化评价中不占优势的才能、偏离主流成功模板的人生选择，以及因结构性障碍难以参与竞争的人们，都被系统地边缘化或排除在外。优绩主义系统选取的评价标准是唯一的标准，而不符合这套标准的人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例如，在教育评价系统里，学习成绩是唯一的标准。以前人们管学习成绩不好的青少年叫“差生”，后来有人指出这种标签存在问题，大家就想方设法在名称上做文章，改为“后进生”、“学困生”。^[12]但实际上，无论称呼怎么改，本质并未发生变化。被排斥的群体既缺少发展的机会，又丧失了个体尊严。

面对优绩主义这个无形之笼，激烈的对抗往往是徒劳的，而彻底的逃离也不现实。那么个体该如何面对呢？从建设性的方向去想，在承认系统力量与个人有限性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凭借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日常实践，建立起属于每个人的“破壁点”。“破壁”一词，意指在看似致密的系统壁垒上，制造或发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本身虽然微小，却标志着外部空气的涌入、内在结构的松动，以及另一种可能性的开启。它是个体重获主体性、重建意义世界的策略性起点。

优绩主义系统有其运转逻辑，但人的存在也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的幸福感、意义感、创造力，这些并不完全与系统的效率逻辑重合。重要的是，个人实践行动的目标不是在系统中获得更大成功，而是在系统中保存人的完整性。一句话，在看似牢不可破的优绩主义系统面前，个人的行动仍有意义。

第一，接纳人的有限性

接纳人的有限性，其实解决的是在优绩主义系统之中，人对自我责任的极端内化问题。把这一点放在个人行动的首位，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行动方式，更是一种俯瞰全局的哲学观和生活观。存在主义哲学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经常讨论人的有限性问题。例如，欧文·亚隆^[13]提出人类存在所固有的四大基本困境（原文采用“生命的终极关怀”表述），即死亡、自由、孤独、以及无意义。作者把死亡列在首位，并指出人类一生都在与有限性角力，只有正视死亡，正视人的有限性，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人的生命有限，才智有限，能力有限，资源有限……这就是人类个体存在的客观事实。

然而，在优绩主义系统之中，人的有限性时常被遗忘。个体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被要求去承担一个“全能”角色。父母责怪孩子得不了高分，员工责怪自己业绩比不过他人，一切都归因于个体“不够努力”。事实上，个体能控制的部分非常有限。例如，学生的成绩影响因素包括基因禀赋、生理条件、发展节奏、家庭环境、教师风格、学校制度与资源、甚至是其他竞争者的水平等等。这所有的因素造成的影响都归结为孩子“不够努力”，让孩子独自承担巨大压力，何其无辜呢？理解个体的有限性，可能只是一种认知的改变，但它意义非凡。这种认识可以让教育者真正理解处于优绩主义系统之中的学生们的困境，让职场员工在任务成果不佳时，将事实结果与过度的自我谴责解绑。接纳自我的有限性，是抵御系统压力，避免个体身心耗损的有效方法。

第二，正念式地投入当下所作所为

面对优绩主义系统所强化的竞争逻辑与绩效焦虑，个体并非只能陷入内卷或躺平的二元困境。一个可能的破壁点在于重新寻回行动的意义感。而实现这点的关键，是培养一种“正念式投入”的生活与实践态度。这种态度的外在行为表现虽然是接纳当下所做之事，但这并非被动“认命”或随波逐流。它要求我们拓宽自身的关注范畴，不再仅仅聚焦于某个单一的竞争性目标（如考试成绩、职位晋升），而是要对当下所做之事本身保持开放与觉察。优绩主义鼓励我们以结果为导向，将一切体验工具化；而正念式投入则邀请我们带着兴趣、好奇与关怀去接近当下，包括那些在绩效竞争中可能被视为“无用”或“低效”的内在体验与情绪。

这种态度可以帮助人们在情感与动机上从“回避”转向“趋近”当下所为。^[14]优绩主义系统往往激发我们的回避机制，包括回避失败、回避负面评价、回避不被认可的可能性。我们因此消耗大量心理能量去抗拒焦虑、恐惧或自我怀疑。而正念的态度所倡导的，则是以善意和接纳去面对这些涌现的体验，不将其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而是作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去理解。这削弱了系统通过制造恐惧来驱动个体行为的内在逻辑。

正念式的投入来自于真正打开心扉地参与自己已经在做的事情。当我们将好奇与兴趣向所做之事开放，全然投入过程本身，而不只是将其视为通往某个现实目标的跳板时，我们的行动便不再是换取外部认可的工具，开始生成属于个体的意义与满足。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虽仍在系统内行动，却可能不再被其设定的价值取向完全支配；我们依然努力，但努力的动力逐渐从恐惧“比不过别人”转向关心所做之事本身。这正是个体在优绩主义结构中，保持内在自由与精神健康的自主性的回归。

第三，与他人建立深度的联结

另一个重要的“破壁点”，在于有意识地培育与维系和其他人的深度联结。优绩主义系统的原子化力量将人推向孤立的竞争状态，而人的幸福感、意义感与韧性，根本上来源于稳固的、非功利的情感纽带。在深度联结中，个体获得的来自他人的评价是整体性的、基于生命本身的，而非片面的、基于绩效表现的；时间的体验是共鸣的、充盈的，而非焦虑的、稀缺的。守护这样的联结，便是在个人世界的核心筑起一座不轻易被系统焦虑吞噬的堡垒。例如，当一个孩子与父母建立了这种完整而深厚的联结，他/她会知道自己在父母眼中是值得爱的，善良的，正直的，这些评价不会因为自己某科考试不及格而发生变化。所以，即使处于学业和排名的重压之下，这个孩子的内心也是安定的，因为与父母的情感联结让他/她能够超越系统对自我的挤压，知道生命不止于此。

此外，与他人建立联结的意义，远不止于得到情感慰藉。心理学研究为人与人之间深度联结的意义提供了实证支持。一项针对中国学生⁴的纵向研究
（Ju et al., 2025）发现，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反馈循环（positive feedback loop），也就是帮助家人和朋友不仅能即时提升个体的幸福感，这种提升的幸福感还会促使个体在未来更愿意实施助人行为，形成一个良性的增强回路。相比之下，帮助陌生人则主要由个体的幸福感驱动，却难以直接提升个体幸福感。^[15]通俗一点解释，一个人是因为内心富足，所以愿意帮助陌生人。

此研究进一步揭示，针对不同对象的助人行为，个体所满足的基本心理需求不同：帮助家人和陌生人主要满足了“自主”需求（我自愿选择去帮助对方），而帮助朋友则满足了“关系”需求（我感到与他人紧密相连）。 实证研究结果印证了深度联结的价值：它不是单向的情感索取，而是在主动利他的行为中，同时滋养了我们的自主性与归属感。深度联结能够从根本上夯实人们的心理福祉，抵御原子化竞争带来的疏离与耗竭。因此，有意识地投入时间与情感去帮助家人、关心朋友，不仅是一种道德实践，更是建构心理韧性、对抗优绩主义异化的积极策略。它让我们在“做什么”之外，重新确认“为何而做”与“为谁而做”，从而守护住自身的价值理性。

优绩主义系统的强大，在于它让我们相信除了效率至上外，人们“别无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与他人沟通，选择为何种意义而行动——选择始终存在。个人的行动可能无法立刻改变世界，但却足以改变每时每刻我们自身的体验，从而松动看似牢不可破的系统逻辑。

“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