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1953年《哲学研究》所代表的后期思想中，维特根斯坦彻底转变了对哲学任务的理解。此时的口号转变为：“抛弃一切解释（Erklärungen /explanations），仅代之以描述（Beschreibung /description）”（第109节）。此时哲学不再是一种理论构建活动，转而承担了澄清语言误用、帮助人走出思想困境的治疗式工作。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这一彻底转向，有助于澄清语言如何既构成对思想的限制，又成为我们理解世界、彼此共处的入口：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哲学治疗”等概念，不仅对语言哲学本身构成挑战，也为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应现实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建立在弗雷格与罗素的逻辑主义基础上。在《逻辑哲学论》（以下使用书名缩写TLP）中，他尝试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一种严格的逻辑图像理论。在他看来，语言能够描绘世界，正因为命题具有与现实相应的逻辑结构。世界不是由事物组成，而是由“事态”（Sachverhalte /state of affairs）构成的总和（TLP 1.1），而命题正是这些事实的“图像”（Bild /picture）。因此，语言的功能在于陈述世界，它所能表达的，必须是某种状态在逻辑空间中的可能性。而语言的“逻辑边界”，也就成为世界的边界（5.6）。维特根斯坦在此建构了一种“说出即是存在”的结构，这种哲学方法的目标是澄清语句所能表述的范围：语言、思想、现实共享同一逻辑空间，三者边界一致。

但正是在这种严格界定语言的努力中，维特根斯坦也发现了哲学的限度。他指出，有些事物虽然极其重要，却并不属于事态的领域，因而无法被语言捕捉。伦理、美学、宗教，甚至世界之为整体的存在本身，都不能通过逻辑命题来表达。著名的第6.44节指出：“世界之所以神秘，不在于它如何，而在于它存在。”这是一种与海德格尔存在之谜相通的思想，即语言无力表述整体之为整体的惊异。6.522节进一步指出：“确有不可言说者。它显现自身，它就是神秘者（das Mystische）。”语言在神秘的物事这里达到了它的极限，而哲学也随之转化为一种沉默的伦理姿态：无以言说，只可活出。

因此，《逻辑哲学论》并非单纯的语言逻辑分析作品，它在哲学方法层面所做的边界划定工作也包含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自我限制。维特根斯坦最终以“梯子”隐喻（TLP 6.54）收束全书：哲学的任务是攀登理解之梯，但在达到顶点之后必须将其弃置。由此，哲学的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真正重要的物事无法被说出，只能以生活方式加以体现。这一姿态为他后期思想转向埋下了伏笔：如果哲学不是提供新命题，而是帮助我们看清语言的使用，并因此安顿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一切将会如何？如果“意义”不是被逻辑形式决定，而是源于使用和实践，一切将会如何？这些问题的展开，正构成了《哲学研究》的起点。

《哲学研究》（以下使用书名缩写PI）采用了片段化、断裂式写作，告别了体系性理论构建。片段中的整体这一风格正体现了其哲学任务的转变：不是建立一种语言的逻辑理想形态，而是回到日常语言实践中，从语言的误用中解救我们。此中关键在于“语言游戏”（Sprachspiel /language games）与“生活形式”（Lebensform /forms of life）的提出。语言不是固定结构，而是嵌入具体社会实践中的多样游戏；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命题本身，而在于使用。规则并非预设，而是在共同生活中继续做下去的约定。这亦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实践转向：抛弃了说出的哲学，转向对沉默的生活之描述，强调那些看似无法言说的经验早已显现于我们日常的言行之中。

此时发生的哲学转向不仅是风格的变化，即由命题式写作转向断裂式段落，也是方法与视角的根本更新。他不再设想语言可以通过逻辑形式映射现实、确立意义的边界，而是转向对日常语言实践的细致描绘，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历史性和使用情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转向中，维特根斯坦逐步发现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两个贯穿其晚期思想的核心概念。这一变化部分源于他对自己早期工作的反思。《哲学研究》第23节特别承认过去寻找语言本质的努力是一种误导；他现在更愿意将语言比作工具箱，其中不同词语像是不同用途的工具，不能以一种统一标准来界定其意义。对语言的理解不应停留在抽象结构层面，而应关注语言在具体情境中如何被使用。

“语言游戏”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的。这一概念最初并不带有严格的界定，而更像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提示：语言如同游戏一样，有规则、有参与者、有目的，但这些规则并非预设，而是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习得。“游戏”的意涵在于语言总是和具体活动交织在一起：“我称语言与其所编织进的活动所构成的整体为‘语言游戏’”（PI §7）；而语言游戏这个术语所要强调的是“说某种语言是某种活动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且语言在现实生活的使用包括诸如命令、感谢、祈祷、讲笑话、讲故事等不同形式的活动（§23），这些活动之间并没有本质的统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某种家族相似（§65-§67）。最终，语言无法成为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而总是保持为一系列具有开放边界的实践。

更进一步，维特根斯坦认定语言的意义并不来自先验定义或抽象逻辑结构，而是最终扎根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研究》中与《逻辑哲学论》末尾的沉默论引用量或许不相上下的格言是那句用法决定意义之论：“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相应语言中的用法”（PI §43），而就词语和语言的使用而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9）。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彼此的言说，并不仅仅因为（甚至并不主要因为）我们掌握了某种语法规则，而是因为我们共享某种日常生活的背景、行为习惯、感知方式与反应结构。如其所言，这种理解的根基并非观点见解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上的一致”（§241）。因此，语言并不是悬浮于社会表象之上的纯逻辑表达，而是嵌入在复杂的人类实践网络之中的深切互动，语言对生活的这种嵌入和交织正表现为前述语言游戏。

换言之，人们使用语言，不只是为了陈述事实，更是为了行动、回应、感受、共鸣。语言在生活中流动，它不是单一的描绘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哲学不应试图干预语言的自然使用方式，而“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使用”，这是因为哲学“无法为语言提供任何基础”——于是，就其使命而言，哲学既不改造世界也不解释世界，甚至不左右语言，它只是“让一切如其所是”、保持原样（§124）。

这种观点带来了一种去本质化的哲学视角。与其说语言是由先验逻辑所定义的，不如说语言的“规则”源自人类共享的生活形式。这意味着：理解语言，也就是理解人类在时间中共同构成的生活方式。从对世界的解释或建构转向描述，从设立真理标准转向追踪意义的实际流变，故《哲学研究》不仅是一部语言哲学著作，更可视作一部关于生活世界的哲学。它拒绝抽象化的本质主义，也拒绝形而上学式的语言-世界对照模式，转而将语言还原为人类实践的一部分，以语言游戏为内核回归生活多样性。

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提出一套关于语言的新理论，而在于彻底改变了哲学面对语言问题的方式。他将哲学家的角色从立说者转变为治疗者，强调哲学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而是应对由语言误用带来的困惑的治疗性实践。

《哲学研究》中对此明确强调：“对哲学问题的处理，就像对病症的治疗。”（PI §255）这里“病症”指的是我们在日常语言中原本不会发生的问题，却因为语言脱离实际使用被抽象化、概念化，才生成了所谓的哲学困境。哲学的任务，不是用更高阶的理论去解释这些困境，而是通过一种回归语言本身使用方式的路径将误解化解。正如由解释转向描述，这意味着由构建理论转向消除误会。这一转向不仅标志着与传统哲学思维的决裂，也奠定了一种治疗哲学（therapeutic philosophy）的方法论基础。

采纳“回归”路径以治疗，是因为哲学问题往往是“语言休假”（PI §132-133）所引发的，当语言脱离了日常用法，被置入哲学的抽象环境中，就会产生虚假的困惑。例如“什么是意义”“什么是心灵”“我怎么知道别人有痛感”等问题，往往是语言用法被误导后生成的幻象。因此，哲学“治疗”的相应方式，就不是提供新的经验（§109），而是“使语言回到其日常用法中去”（§116），从而帮助我们重新看清自己的处境。例如，面对诸如“我怎么知道他有痛苦”这样的问题，其理解并非依赖于内在推理，而是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表情、行为与语言参与等外在方式已经习得的一套理解与反应规则：只有有语言的生物才能感觉痛苦，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有感觉痛苦这一表达（§286-292）。

在这种思路下，维特根斯坦提出著名的“私人语言论证”。如果我们设想一种完全私人、不可与他人共享的语言，那么它将无法形成规则，也就无法真正称为“语言”：说我自己知道我疼痛实际上并没有说出任何内容，因为如果没有判断标准，也就没有对错之分；如果没有对错之分，那我们说的也不是一种语言（PI §243-317）。因此，私人语言之不可能，正体现了语言作为社会实践、嵌入生活形式的本质。因此，“描述而非解释”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转向，更是一种态度上的重置。哲学力图将语言带回其生活的脉络中，使人对语言本身的用法获得“综观式呈现”（übersichtliche Darstellung，§122）。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对抗我们的智力所受语言蛊惑的斗争”：关键不是再增加信息，而是减除误导（§109）。

在这一意义上，哲学的治疗性亦体现一种非权威性姿态：并不承诺解决人生中的道德、存在或意义问题，而只是帮人走出由于误解语言所导致的哲学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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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所集中体现的前期vs.后期区别做一总结：

在阅读整理过程中，不难发现后期维特根斯坦与现象学的呼应及与实用主义的一致。具体比较留待日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