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月见》[1]可能不是一册典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它几乎没有魔幻，甚至更像一部现代女性小说。阅读中会忘记作者是谁，这可能是作者本人自我超越——无论就文学风格而言还是就价值观而言——的成功之处，况且书很薄，来不及注意到鲜明的作者印记就读完了。

除了显而易见的教益，本书适合身处酷暑的读者暂避现实，也适合刚刚告别假期的读者缅怀夏天；如果读者碰巧正有关于南美或南欧的夏日体验或记忆，会更容易置身故事的情绪氛围。

1. 加勒比海岛一年一度的八月：

关于自我与自由的冒险

主人公的名字是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Ana Magdalena Bach[2]），出身音乐世家，对文学和音乐都有深刻见解，并“曾经差点取得文学艺术学位”（p.23[3]），故事发生时有一份身为教师的领月薪的工作（p.40）。故事从她46岁那年的第一次脱离生活常轨的身体冒险开始。这年的8月16日下午，她重复每年一度同一时刻的仪式，到加勒比海一座小岛上的一处山顶公墓（pp.6-7）为自己八年前去世的母亲扫墓，并将在转天早上九点乘第一班回程轮渡离岛。

从后续情节可以得知，这座小岛名为库拉索（Curaçao），是荷属加勒比地区的一部分。它充满热带风情，也混合着欧洲殖民历史的痕迹，历年的故事发生在岛上的不同角落。在完成扫墓的傍晚和必须回家去的转天上午之间，有充足的“无事可做”（p.7）的空闲用来面对或制造全新的人生可能性。这一年，在所住酒店的酒吧吃晚饭时偶遇“一个似乎不同寻常的”（p.12）同龄的（p.14）男人，她回应了对方的凝视并主导了一夜前所未有的“疯狂”（p.21）。

然而美好故事的转折在于，第二天早上她随身阅读的书页中被夹入了一张20美元钞票。这笔钱带给她“屈辱”、“愤怒”和“挫败”，甚至引发了她杀掉他的念头——他用这张钞票“玷污了那场幸福冒险的回忆”（p.25），将之粗暴物化为一场交易。

此后每一年，她仍会“回到”（p.1[4]）岛上，这趟一年一度的旅程似乎成为她与现实抗衡的秘密仪式。她带着愤怒、困惑和好奇，试图通过与不同男人的相遇，来理解和超越第一次的羞辱，也消解家庭生活的一些不快（确实，某种程度囿于家庭是一种值得对抗的现实，无法与男人平等寻欢是另一种值得对抗的现实）：

第二年是一个年轻（p.47）而有危险犯罪气息(p.52)、长相俊俏而穿着土气的（p.46）受雇于餐厅负责活跃晚间气氛的职业舞者（p.45）；第三年是一位“极富盛名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律师，是她从青少年时代就一再拒绝其“粗鲁而放肆”的示爱攻势的老相识（pp.54-55）；第四年是一位拥有主教身份的保险推销员，是与她毫无共同语言、既不了解音乐也不擅长跳舞但却唯一试图彼此了解并建立长期联系的男伴（第5章）；第五年是邻桌一对忘年情侣中激烈争吵后被留在原地的年轻男方，举动轻佻而被她拒之门外（第6章）。其中有两年无事发生，成功欢爱的两次也并不全然快乐。

第五年也是库拉索岛仪式性冒险之旅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她在现实世界偶遇了岛上的第一位情人，也在岛上揭开了母亲晚年的秘密。于是她亲手结束了这种冒险。

五年间每年一度的岛上一日游，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定义，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性的尝试突破。有趣的是，在这些看似自由洒脱的经历中，她并非完全享受属于某种“流动的现代性”的自由。她内心依然渴望某种确定性和安定感，渴望短暂欢愉之外的持久幸福。她后悔扔掉了那位主教推销员在书页中留下的名片，并在一整年后依然对他念念不忘。这似乎意味着她的内心深处既向往着自由与多元，又无法割舍对归属与联结的渴望。

2. 三代女性的人生选择：

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

在最后一次旅程中，安娜·玛格达莱纳[5]解开了母亲最关键的人生之谜。她意外发现，她的母亲在去世前，也曾像她一样，每年来到这座小岛，并且可能与一位特定的情人保持了长达六年的关系。比她更激情也更不加掩饰的是，母亲每年到访这座小岛“三次，甚至四次”：“她总说要来做生意，但谁也不清楚她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也许那生意压根儿就不存在。”（pp.94-95）不仅如此，母亲去世前坚持要求在这座岛上安葬，并得偿所愿。（p.9, p.95）

当读者与女主人公一道对照她与母亲的相似而又不同的经历和选择时，不妨参照作者对手稿编辑的一次概括答复：2010年夏天，编辑听说这部小说的内容是一位“成熟已婚女性”在埋葬着她母亲的小岛“遇到一生所爱”的故事，这看起来戏剧化要素已经集齐。作者本人却“高兴地”回应道，“女主人公在岛上遇到的并非一生所爱，她每次前往小岛时都会结识不同的情人”。（pp.110-111）读毕，十数年后的我们完全可以粗浅概括：在岛上遇到一生所爱的人是母亲，因母亲的决定而有机缘在岛上一年一度结识不同情人的人则是女主人公。

得知母亲在库拉索岛跨越生死的爱情经历时，女主人公的反应一方面是“为二人的相似性感到惊讶”，另一方面是感觉“受到了激励”，甚至认定“自己生命中出现的奇迹实际上是母亲生命的一种延续”。但这种激励和延续并不是伴随着一种平静的力量，而是带来了一种难以控制甚至难以应对的将她“压得喘不过气”的“激动情绪”（p.95）：以至于她无法与当晚相遇的男子轻松相处、格外难以忍受对方的轻佻，并再次后悔撕碎了前一年稍显笨拙严肃的主教留下的名片和建立长期关联的可能性；以至于她转天推迟回程，雇人挖出了母亲的棺材，把母亲的遗骨带回了家。

这个结尾可能是整部小说最激烈的冲突。它以一个最具仪式感的激烈行动，中断了延续多年的冒险仪式，并在多重可想象的意义上断送了重要的未来可能性：其一，它断送了母亲的灵魂自由和凡间情感羁绊。母亲执意安葬小岛，意图保持与临终爱人的联系。每年有爱侣和女儿分别前来祭扫（pp.93-94），这本身就是一份隐秘的默契和永恒。将遗骨带回家的做法，无论初衷如何，都无疑已将这份隐秘的、自由的联结强行切断。她让母亲的自我认同不再属于小岛、不再分享给那位编外的情人，而是被收编回家庭框架。对逝者的规训可能是一切规训中最苛刻也最不必要的。

其二，它终止了女主人公本人一年一度的出走仪式和一部分探索中的自我。她每年八月本可以扫墓为由，名正言顺暂别家庭，前往小岛做有限、安全而可控的冒险。这个像夏天一样准确往复的仪式是她对抗现实、探索自我的神圣外壳。当母亲的遗骨离开小岛，回归家庭，这个借口便不复存在，她无法再用同样的方式尝试延拓自我和生活的边界。那个支撑她行动的理由被她亲手消灭，对自我的规训可能是一切规训中最矛盾也最冲动使然的。

其三，它以某种潜在的自我同一性倾向否定了两种生活的独立共存。在小说故事脉络的大部分时间里，女主人公过着自我分裂的生活，家庭生活的秩序与岛上冒险的自由之间力图互不干涉。但这在两种处境中都造成了内心挣扎。她既无法像自己的母亲那样相对彻底地逃离，也无法像自己的女儿那样欣然接受不同生活内容之间的张力（p.28, pp.32-35, p.88）。她的选择打破了两种生活之间多年勉力维系的默契平衡，至少表面看来，她选择了回归自己原本所属的生活世界（未必意味着狭义的回归家庭），放弃了自己一度拥有的、尽管有限却完全属于自己的异域秘密空间。

又或许，她不是厌恶了冒险，而只是厌恶了秘密？她不是选择了妥协，而只是打算选择坦荡？一方面，她或许不再愿意必须躲到远离日常生活世界的岛上才能“做自己”（p.92），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对往年过客中的一位产生了有别于激情和快乐的带有依恋和思念色彩的“渴望”——这意味着他之于她有了某种可觉察的不可“替代”地位（p.93）。

在自己母亲的爱情浪漫主义和自己女儿的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女主人公像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渡性人物。悲剧性和戏剧冲突皆由此而起。她的反叛既不比上一代更独特（甚至不像上一代那么成功），又不如下一代一般彻底（甚至不能做到下一代那样的坦然自洽）。更加无望的是，无论日常生活氛围还是随性欢爱氛围（如果可以暂不使用让人耳朵起茧的“结构”说辞），都激化了而非安顿了她的内在矛盾——以至于作者最终毫不突兀地概括道，“在一个属于男人的世界里（en un mundo de hombres /in a man’s world），生为女人本就不幸”[6]（p.101）

3. 杂记和余论：

书单及年代感

女主人公的现实生活绝非不幸，精神生活也并不空虚。她去岛上扫墓总是随身带一本书，日常生活互动也总伴随着阅读。故事发生前四年（第五年未提及）的手边书依次是：

布莱姆·斯托克的《德古拉》（1897）

约翰·温德姆的《三尖树时代》（1951）

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1950）

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1722）

其他已读和在读书目还包括：

《小癞子》《老人与海》《局外人》《幻想文学集》《恐怖部》

据说它们也是马尔克斯本人所好。

她同时拥有“金色眼眸的奕奕神采”、“少言寡语的美德”和“情绪自制的智慧”（p.8），且“一向是个不错的”读书人（p.23）。她熟悉各种类型的音乐，可以像艺术家一样跳舞并自知如此（pp.45-46）。但在谈情说爱的场合，她很少因为这些优点而被欣赏。

我曾试图参考她读的书的出版年而推断故事的发生年，但她读的经典之作都不具备年代感。参考小说情节中有历史理据地虚构的大事件（例如“大约十二年前”北京交响乐队参加在纽约举办的音乐节，p.67），并参考被女主人公耿耿于怀的20美元在加勒比海旅游区的实际购买力，再用第一年的8月16日是星期五（p.3）而第四年的8月16日是星期二（p.87）做最后的准确限定——她在等待情缘上门时“体验到一种自婚礼之夜后就再未有过的愉悦的恐惧感”的46岁这年，或许是1991年。

她19岁（猜想中的1964年）从大学辍学结婚，婚前婚后均家境优渥，生活美满而具文化艺术气息。她46岁那年，丈夫54岁（p.30），他们维系了27年和谐婚姻，称得上感情甜蜜、彼此深爱，甚至身体关系也始终欢快美好。在正统的或热衷完美爱情的读者看来，女主人公显然缺乏激情外求的充分理由。但书中埋伏的两个缘由或许已经足够充分：其一，丈夫并未保持身体忠诚。其二，她在出嫁前毫无恋爱经验和身体经验，人生从未来得及试错——人们或许总相信幸福来自选择和尝试，而非依凭一击即中的运气。

她的母亲是职业人士，是“一位有名的教师”并终生从未改行（p.8）。母亲与她共同的命运，除了出走海岛的冒险，还有早婚早育的现实。在海岛冒险第四年，她扫墓时意识到这年11月她将年满50周岁，一个“她最害怕的年纪，比她母亲去世时的年纪小不了多少”（p.75）。她开始海岛冒险的46岁，是母亲离世八年后，推知母亲离世时她38岁。此时母亲比50岁大不了多少，那么很可能母亲未满20岁就生下了她。那是1940年代，文化世家的职业女性在婚恋大事上也并没有多少选择。

注释：

[1]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八月见》，侯健 译，南海出版公司，2024年3月。

[2]与作曲家巴赫第二任妻子Anna Magdalena Bach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母。

[3]在推荐文学作品的文章中坚持注明引文出处可能是一种蹩脚的习惯，本文将尽力避免不必要的直接引用。所注页码为中译本页码。

[4]作者开篇即使用的这处“回到”可堪玩味，后文详谈。

[5]作者对女主人公的称呼，要么是“安娜·玛格达莱纳”，要么是“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并无一处直呼“安娜”，也没使用过诸如“巴赫女士”之类其他称呼。

[6]此处译文参考西班牙语原文和英译版本而有所改动。中译原为“在这样一个男权世界里，生为女人本身就是一种不幸”，存在冠词误用和些许语义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