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专栏

COLUMN
原创专栏

哲学沙龙丨晚清社会的游侠之风与道德重建 ——以谭嗣同为中心(一)

作者:冀之驴 哲学 发布时间:2021-06-04
根据相关研究,侠兴起于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侠依赖于地域、乡党、宾客等社会基础,多为集团活动的任侠、豪侠,拥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唐宋以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大多变成一种以个人活动为主的“游侠”。这成为后世所理解的侠的基本形象。【1】

尽管侠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有诸多不同,但都被目之为侠。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恪守其独有的道德意识,如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2】;二是游离于政治统治之外,与政治权威处于对抗地位,如韩非所批评的“侠以武犯禁”【3】、班固所说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4】。由于第二点,游侠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厉打击和压制,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这也是汉代以后的正史中不见“游侠传”的原因。而由于第一点,游侠多以传奇形象在世俗文化中广为流传,在民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侠”自东汉起就开始突破武的领域,抽象化为一种超越精神,并首先进入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5】因此,游侠作为一种象征性意象,在历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绵延不绝。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无疑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在提出政治革新要求的同时,也担负着道德重建的任务。在这种时代主题之下,传统的任侠/游侠【6】精神被重新发现并加以弘扬。晚清士人不仅著文褒奖,而且身体力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游侠之风,对于晚清的革命进程和社会道德产生极大影响。在这一风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谭嗣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学术与政治:游侠形象的重塑

游侠虽然多以急公好义、锄强扶弱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之中,但也有“以躯借交报仇”的一面。换言之,他们虽然有其固持的道德标准,但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的私德,未必与晚清的时代主题自觉相符。另一方面,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种对抗性格当然与晚清激进人士的目标有一致之处,但如何规范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将其引导到政治变革的轨道上,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游侠尽管在民间影响广泛,但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政治或学术派别,因而始终被摒除在传统学术主流之外。如何改变其在学术史上少人问津的边缘地位,重新引起士人的关注,也需要有所发明。

在晚清思想史上,谭斯同并非最早表彰游侠的思想家【7】,但或许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在其著作《仁学》的“自叙”中,他明确提到游侠,认为其源出于墨家之一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8】以任侠出于墨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担当意识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无畏精神,与任侠颇为相像。这让谭嗣同倾心不已,并以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自任。

任侠的精神,被谭嗣同概括为“仁”。表面上看,他所提倡的任侠之风的根本精神与传统任侠相同,即仁(义)。不过,他对“仁”的内涵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定。在谭嗣同这里,“仁”的价值追求背后是他的“以太—仁—通”的宇宙论,“仁”是宇宙根本精神的体现。具体到伦理原则方面,“仁”并非传统儒家的主流观点强调的“爱有差等”,而是以墨家“兼爱”以及理学中“万物一体”思想为内涵的无差别的普遍之爱。以这种无差等之爱为前提标准,尊卑等级分明的“三纲五伦”遭到严厉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以“朋友”原则为核心的、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伦理规范。

在谭嗣同看来,在传统的“三纲五伦”之中,君臣关系是最不平等的一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9】。因此,他寻求一种激烈的政治变革方式来改变君主专制的局面,而以“仁”为己任的游侠无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10】

他认为西汉之“内和外威”与日本之变法自强,都与游侠风俗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中国当时所处的乱世之中,也应该提倡游侠,从而提振民气,倡导和培养一种勇敢无畏的社会道德,进而“鼓更化之机”,为反抗君权、伸张民权准备社会基础。

可见,谭嗣同所提倡的任侠,与“赴士之困厄”或“以躯借交报仇”的传统游侠形象相比有很大转变。游侠所从事的不再是局限于私德私恩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改变世风士气甚至世运国运密切相关的公共行为。将狂放不羁的游侠作为“拨乱之具”,实际上是将私德“收编”进公德之中。古代游侠的道德水准和政治主张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谭嗣同所提倡的游侠精神则与反对君权、伸张民权的政治理念直接相关联,与近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趋势相符合,其行为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因而,游侠成为挽救衰世、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


注释

【1】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收于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81页。
【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五蠹篇》,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9页。
【4】班固:《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9页。
【5】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收于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379页。

【6】关于“任侠”与“游侠”的区别,前人多有讨论,如方以智、钱穆、余英时等人都认为任侠为养士结客、为人所依附者,具有明显的社会集团性质;游侠则指单人或少数的侠客、剑客。(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325—327页)以上诸位先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区别,当属可信。不过,自唐宋以后,“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主要成为一种个人行动,“任侠”与“游侠”之称不再有明显的区分,因而“任”常被解释为“保任”、“放任”之意。(参见汪涌豪:《中国游侠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晚清士人多用“游侠”,但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间或使用“任侠”一词;在晚清的语境之中,将两者作同义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游侠”一词,但在具体行文中则随论述对象而有所变化。

【7】郑观应是较早表彰任侠精神的思想家。他曾仿前人《剑侠传》而辑录《续剑侠传》一书,与原书合刊于世。其序言曰:“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提倡以剑侠用世。(参见汪涌豪:《中国游侠史》,第152页)
【8】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

【9】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

【10】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4页。


公众号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NoyliweIHNyFRj02hq2Kw

作者:冀之驴

编辑:齐谐、早早

图片来源:ibaotu.com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天行教育研究中心

电话:010-62785132

邮箱:tianxing@mail.tsinghua.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荷清路3号荷清大厦

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研究院天行教育哲学研究院

电话:010-58809007

邮箱:tianxing@bnu.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京师大厦

微信公众号天行LAB

© 2020 天行 All Rights Reserved . 京ICP备1905210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