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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沙龙丨个体如何实现“死而不朽”? ——儒家的生死观(二)

作者:冀之驴 哲学 发布时间:2020-09-18
在儒家看来,“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肉体的生死是自然而然之事,任何试图否定生死的做法都是违背生生之理的。然而,人类终究不同于瓦石草木,也不同于其他动物,作为“万物之灵”,始终有追求永恒的内在冲动。如何获得永恒?这是嵌刻在人性深处的终极问题,也是所有宗教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道教试图以技术获得长生,佛教追求以修行达到涅槃,基督教则寄希望于上帝的拯救。儒家不是宗教,既不留恋现世的享乐,也不奢望彼岸的永生,而是努力探求如何以有限达致无限,如何在此世实现生命的不朽。

关于“不朽”,《左传》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对话的双方对“死而不朽”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范宣子所认为的世代延续,历久不绝,另一种是穆叔(叔孙豹)所说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传名后世,虽久不废。此后,“三不朽”之说被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价值观和生死观的重要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三不朽”内部有着明确的价值次序。立德为最高,立功其次,立言再次。所谓“立德”,是指道德高尚足为世人楷模,可以以此自立于世。儒家坚持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即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第一价值和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1]因此,在儒家看来,道德价值的实现要高于个体生命的存在。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人世之道根源于天道,因而不会消亡;但“道”在人世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人的活动。人生于天地之间,可以参赞天地化育,这既是人区别于万物的能力,也是人所应承担的使命。有这种道德自觉的人,会主动将自己物化为“道”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努力使“道”得以弘扬。由于这种“物化”是一种看到“天命”后的主动选择,因此是人的主动性的最高体现。

孟子将孔子的这句话作了进一步阐述: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与孔子的温润如玉相比,孟子显得十分刚猛激烈。孔子用字谨慎,只说了“弘道”,孟子则用了“殉道”的字眼。朱熹《孟子集注》解释说:“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随物之名也。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以道从人,妾妇之道。”生死的维度被一个“殉”字引入进来,充满了悲壮的色彩。个体生命应该以“弘道”为职志,并随时准备为“道”而自我牺牲。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仁义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为成就仁义之道,“志士仁人”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说孔子对“杀身成仁”的表达是“于无声处听惊雷”,那么孟子则如当头棒喝,将“生”与“义”的张力充分地表现出来,从而更加突显出儒家的价值追求。

“仁义”实际上是儒家所推崇的价值原则的统称。在儒家的经典文献中,以身“殉”其他道德节目的行为也同样得到儒家的称赞。《韩诗外传》的这段话非常具有代表性:

王子比干杀身以作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尾生杀身以成其信。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韩诗外传》卷一)

比干之忠,夷齐之廉,尾生之信,四人虽然立身之德不同,但同样都得到后世的传颂,在于他们的立身行事都合于义。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义”并非“仁义礼智”四德并称之“义”,而是“道义”之“义”,统称儒家所认可的一切道德价值。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以身殉道,身则成为道的具体体现,因而肉体虽灭,但“名”则可以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与肉体生命的短暂易逝相比,精神生命则可以长久存在。正如徐干所说:

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言也哉?”(《中论·夭寿篇》)

“三不朽”之中,立德为最高,而立功又高于立言。儒家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立言则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儒家所谓圣人,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数人而已,因其有德且有位。而孔、孟、荀等人都有德而无位,因此起初周游列国,希望能够得君行道;只是在屡不见用之后才退而著书立说,教授弟子,寄希望于后世之人。他们都以“立德”、“立言”而不朽,但“立言”只是难以立功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传统之士大夫,大都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为理想。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也大都身兼官吏和学者双重身份,这是和现代社会以学术研究为立身之本的“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主张立德为体,立功立言为用;德为根本,功与言是德的自然推广。[2]因此,立功立言要以立德为基础,有功有言而无德是儒家所坚决反对的。如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秦皇、汉武等一代帝王,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征伐不断,虽然看似实现了建功立业,但在儒家看来,这种治国方式仅追求富国强兵的一时之功,而缺少养民教民的长久之策,并非致太平之道。而一些文学之士,仅追求文辞之优美典雅,却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完全背离了“文以载道”的基本原则。因此,缺少道德内核的功业和言辞同样不能称为“立功”、“立言”。


本文开头已经指出,在关于“三不朽”的那段著名对话中,实际上有两种对“死而不朽”的理解。仔细品味这段对话,两种理解与其说是具体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基本视角的差异。叔孙豹所说,着眼于个体自身的留名后世;范宣子所说,则着眼于家族传承的绵延不绝。尽管叔孙豹批评范宣子的看法是世禄而非不朽,后世儒者士大夫也更多强调“三不朽”;但范宣子对于“不朽”的理解却同样被儒家所肯定和传承,同时也被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广泛接受,对普通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氏为晋国六卿之一,家世悠久;按照范宣子的说法,他的家族乃是尧的后代(陶唐氏),历经舜、夏、商、周数代而始终绵延不绝,至晋更成为显赫权臣。范宣子向叔孙豹发问“死而不朽”,不免有夸耀家世之意。叔孙豹的回答,也有贬抑范宣子、维护鲁国外交尊严之意。但以家族世代传承为不朽,应该也是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一种理解。“立德、立功、立言”固然值得称道,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又该如何实现个体生命的不朽呢?

通过繁衍后代以保存基因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而中国古人则将其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内涵。个体生命是短暂可朽的,但却可以通过繁衍后代使自己以另一种形式实现永生。这主要并不是指个体的基因(骨肉/血脉)延续,而是指个体之“名”为后人所纪念;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子孙后代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传承“血脉”,而在于延续“香火”;而他们的最大责任则在于将祖先的“香火”延续下去。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三不朽”为后世人们所传颂,但至少还有子孙可以岁时祭祀,代代传承祖先之名。与此同时,“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代际传承也符合于天道的生生之理。在上述双重意义上,“孝”成为儒家最重要的德行之一,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也成为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之一。

注释
[1]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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