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范式转型，强调从信息传递转向意义生产。在本期沙龙中，李明教授向在场听众介绍在人文社科领域为何要关注叙事，梳理叙事转向的哲学渊源与核心特征，并以叙事疗法为例，分享了叙事转向在实践中的应用。

讲座伊始，李明教授首先抛出 “为何关注叙事” 这一问题，指出当前社会存在叙事泛滥却可信度缺失的矛盾现象。这一观点源于德国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叙事的危机》（The Crisis of Narration）中的核心论述。韩炳哲认为，当代是叙事最好的时代，也最坏的时代。“最好”体现在叙事的故事无处不在，大众可以轻易接触到各类叙事内容；“最坏”则体现在故事失去了历史上曾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具有的说服力，人们不缺故事，却难以相信任何一个故事能安顿灵魂。

为佐证这一观点，李明教授介绍了美国关于圣诞老人故事的争议。美国曾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过重要的讨论：是否仍需向儿童传递“圣诞老人送礼物”的叙事？过去，儿童普遍相信礼物来自圣诞老人，然而，当前的儿童因为接触海量信息，早已不再认可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此处的争论在于，任何一个文化当中，如果用来安顿人们精神的原初叙事持续失去可信度，文化是否可能面临“断根”的风险？李明教授还指出，当下在社会中所见到的许多叙事都导向了消费行为。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上，许多看似感人的故事常常在末尾突然转向商品推销，导致受众不敢轻易在故事中投入精神能量。

李明教授通过引述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怀特海关于“重要性”的讨论，指出人们若忽视对“什么是重要的”的思考，就会浪费生命。而此刻大家能汇聚一堂投入到学习和讨论中，也是因为对“叙事”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的认知。

哲学的三次重要“转向”

在阐明关注叙事的现实必要性后，李明教授梳理了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三次重要 “转向”（turn），并指出叙事转向正是在第三次转向时延伸而来。

·本体论转向：关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认识论转向：关注“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语言学转向：关注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也即“语言”本身。

李明教授重点介绍了与叙事转向最为相关的哲学的第三次转向：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学转向的启示是：我们并非在用语言描述一个客观世界，而是语言本身在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甚至塑造了我们自己。

在此部分，李明教授介绍了语言学转向中的关键观点，它们对叙事转向具有深刻影响。如，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认为语言决定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范围；海德格尔提出“语言本身会说话”，指出语言并非单纯的表达工具，而是具有自身的能动性；福柯提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认为语言塑造人的认知与身份，而非人主动掌控语言。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叙事转向的哲学内核。

语言学研究对叙事转向的启示

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语言学转向与叙事转向的关联，李明教授明确区分了“语言学”与“语言哲学”：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身的学问”，聚焦语言的结构、规则与演变；而语言哲学是 “通过研究语言来探索所有领域的学问”，借助语言分析反思认知、真理、存在等根本问题。二者的差异是理解“语言学转向如何支撑叙事转向”的关键前提。

在此基础上，李明教授进一步梳理了学界对语言的探索曾先后聚焦的三个核心方向，及其对叙事转向的启示。

第一，“句法研究”，关注句子之间的关联规则。当前人工智能（AI）技术的核心逻辑，正是基于句法研究的成果。比如，AI不会像人一样理解语义，而是通过统计“句子后续出现的高概率语句”生成回应。看似AI理解人类需求，实则是对句法关联的技术应用。

第二，“语义学研究”，关注语言的意义。在此部分，李明教授介绍了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及后续研究者建立的“语义三角”理论¹。李明教授介绍了语义三角中的“能指”、“所指”与“指称”三个概念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其中，能指是语言的形式载体（如“笔”的字形、发音），所指是语言形式对应的抽象概念（如“笔”这个概念是“用来书写的工具”），指称是语言指向的现实事物（如桌上的钢笔）。

第三，“语用学研究”，关注语言在行动中的意义。其中的重要观点认为，人们说话的内容不重要，关键是通过说话所完成的行动。例如，高级别的官员在会议中发言，发言本身是确立会议规格的行动，而发言的内容反而次要。因此，常见的是在工作报告中仅记录“某某某做了重要发言”，而不提具体的发言内容。

在对语言学研究的介绍中，李明教授特别强调，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并指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例如，如果“桌子”最初被命名为“狗”，当前人们便会用“狗”来指代桌子。而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更进一步提出，一个能指只会引向另一个能指，如此无限延宕，我们永远无法触及那个最终的、确定的实在的物体或意义。

由此，带来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没有一个词本身具有意义，一个词只是在指向别的词。在这一意义上，李明教授将语言比喻为一个不断给我们承诺却永不兑现的人。此前那些经典的研究对人们承诺如何达成自由、幸福、解脱，但我们按照语言的指引去做，却发现这些所谓的终极目的地并不存在。这个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科研究。它告诉我们，许多我们视为真理的理论，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及语言运作的游戏，而不是绝对的客观事实。

1928年，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创作了这幅令人费解的名画：画面上是一个写实的烟斗，但其下方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一只烟斗”²。这幅画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表达了上述的哲学观念。这不是一只烟斗，它只是一幅画，只是表现一只烟斗的图像符号。

在厘清叙事转向的哲学渊源后，李明教授介绍了叙事转向在人文社科的四个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帮助听众理解叙事转向在各学术领域的研究及实践价值。

普遍重要性

人类最早的文化活动便是讲故事。李明教授指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科学研究，必须伴随“有感染力的叙事”才能推动实践变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生态学家早已知晓人类活动能够破坏生态环境，但相关的学术研究长期未能引发社会关注。直到《寂静的春天》出版。该书通过描绘一个春天没有虫鸟、一片死寂的叙事场景，触动了公众对生态保护的重视，最终推动全球的环保行动。其中，叙事的力量远超科研数据。

具体时间性

任何观点或标签的合理性都需要置于具体的时间语境中才能进行评估，这种对时间性的依赖是叙事的重要特征。这也让人们反思，所有的身份标签都是暂时的，任何标签（如“抑郁症患者”、“差学生”）均有时间边界，不能作为个体本质的永恒定义。从心理学上的疾病诊断目录及相关诊断标准的更迭也可看出，曾经被标签化为某种疾病的表现，例如“同性恋”，随着时代发展已经不再被贴上疾病的标签。

内在因果性

叙事不遵循严格的逻辑因果（若A则B，若非A则非B），而是强调故事内在的、个人化的因果逻辑。例如，在心理咨询中，一个来访者可能因为童年时同学借走自己的一块橡皮未还而陷入抑郁。从逻辑的因果来看，这似乎很难理解，但如果你听完他的整个故事，知道那块橡皮是他母亲给他的最后的礼物，而他又性格内向不敢向同学索要。这个事件象征着他无法捍卫珍爱之物。你就会理解这个内在的因果对这位来访者而言无比真实。

叙事的内在因果性提醒人们，需要在故事语境中理解个体的因果认知，这种理解是在体验层面的共情，而非在概念层面的抽象分析。这也正是叙事在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能够实现人文关怀的核心原因。叙事尊重个体经验的独特性，避免用统一标准对个体进行标签化的解读。

潜在反叛性

叙事的“潜在反叛性”，其本质是对不加批判的话语认同的反抗。人们只要追问标签或规则背后的故事，权威话语的垄断地位便会被解构。这一特征与后现代质疑权威、重视个体主体性的精神高度契合。

叙事的反叛性并非无理由的质疑，而是基于叙事语境的理性反思。例如，“抑郁症患者”的标签不应该定义个体本质，而只是描述个体在某一阶段遇到的问题。这种反思推动人文社科领域突破权威束缚，回归人的主体性，避免个体被抽象规则或固化标签所支配。这也是叙事转向在人文精神层面的重要价值，它为个体提供了解构标签，重构自我的理论工具与实践路径。

在此部分，李明教授以“叙事疗法”为例，介绍了叙事转向在心理学领域的具体应用，展示理论如何转化为 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也让听众更直观地理解叙事转向的现实价值。

叙事疗法的理论基础

叙事疗法由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创立。叙事疗法的核心目标是用叙事的方式实现心理疗愈，帮助来访者摆脱问题标签的束缚，重构积极的自我认知。

在众多为叙事疗法奠基的理论之中，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提出的人类的两种认知形式是叙事疗法的重要支撑。布鲁纳在其著作《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中提出，人类有两种基本认知形式，即逻辑实证认知（关注事实、逻辑、可测量性）与叙事认知（关注故事、意义、语境）。在对人的理解上，逻辑实证认知会将人还原和测量，关注人的行为但不关注行为的意义。而叙事认知则认为，人的内在体验，如沉思，是无法通过外部观察测量的，只能通过故事，也就是叙事进行理解。例如，话剧《等待戈多》中的“沉默”，便是对意义的深沉探索，需要通过叙事建构价值。这一观点为叙事疗法的“重视来访者故事”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

此外，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芭芭拉·迈尔霍夫提出，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而是我们在关系当中被界定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也指出，你是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做了什么，以及别人对你做了什么。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指出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也为叙事疗法奠定了基础。前者强调人在关系中被界定，解释了为何叙事疗法要“引入外部见证”以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后者指出标签与权力的绑定，所以叙事疗法主张解构标签的权力，因为标签是社会话语的产物，而非个体的本质。这一观点指导了叙事治疗中“外化”等核心技术的设置。

叙事疗法的核心技术

在最后的部分，李明教授详细介绍了叙事疗法的核心技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第一项技术是“外化”。外化的核心是将人与问题分开，即“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来访者在寻求帮助时，常以问题定义自我（如，“我是抑郁症”）。这种认知会削弱其主体性，使其陷入“被问题控制”的消极状态。外化技术则引导来访者将视为“外部对象”（如，“我遇到了抑郁的状况”），通过梳理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帮助来访者意识到自己与问题是分离的，进而凸显其能够应对问题的主体性。关注自己能对问题做些什么，而非认为问题定义了我。

第二项技术是“改写”。其核心是发现“例外故事”。任何问题叙事中都存在 “例外时刻”，即来访者反抗问题的时刻。这些时刻往往被来访者忽略，却能成为重构积极叙事的关键素材。这些时刻便是“改写故事”的切入点。通过放大这类例外时刻，帮助来访者重构“我有能力应对问题”的叙事，逐步替代“我被问题控制”的消极认知。

第三项技术是“外部见证”，核心目的是固化来访者新的身份认同。根据芭芭拉·迈尔霍夫的理论，新的身份认同需要被他人看见与认可，才能稳定下来。如果仅依靠来访者自身确认，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而发生动摇。因此，在叙事疗法中，会邀请“见证人”（如来访者的家人、朋友，或咨询师）参与，让来访者分享自己应对问题的故事。见证人则从自身视角反馈看到的来访者的积极变化。通过这种外部确认，帮助来访者巩固新的身份认同，避免回到旧的消极叙事中。

第四项技术是“双重倾听”。核心是“兼顾问题与力量”。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需同时关注两个层面的信息，一是问题对来访者的影响，体现对来访者身处困境的共情；二是来访者对问题的反抗，挖掘来访者的潜在能力。这种倾听方式如同“阴阳鱼”一般：既在“问题”中挖掘“力量”，又在“力量”中理解“问题”。避免因只关注问题而陷入绝望，同时也避免因盲目强调力量而忽视来访者的真实痛苦。

注释： 

1.英国学者奥格登和理查兹在其著作《意义的意义》中提出了“语义三角”（1923年）。

2.雷內·馬格利特（Réne Magritte）-图像的背叛（这不是烟斗）（The Treachery of Images (This is Not a Pipe)），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