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通常被看作是个体的一种对未来感到不安、恐惧的情绪或心理状态。但是，当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焦虑并谈论着焦虑，我们会发现焦虑已经远不只是个人层面应对潜在风险的一种心理机制，而是具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是现代社会中四处弥漫而又影响深远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心态，能够迅速扩散，引发社会舆论，带来社会影响。[1]

沙龙现场，王天夫教授向大家阐述：“内卷”与“躺平”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行为，其实都是焦虑的结果。

王天夫教授表示，自己作为易焦虑的研究者，深知 “不经历焦虑的人难以成熟”。社会学研究强调体验与共情，希望通过本次分享，与北师大教育、心理、哲学、社会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的师生深入交流其从社会学视角对焦虑的思考，核心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什么是焦虑？现代社会中焦虑的起源何在？焦虑有哪些社会表达？

王教授首先分享了几种典型的焦虑现象。

首先是容貌焦虑的数据：根据一项行业调查，韩国首尔15-49岁育龄女性中，24%做过医美手术。华东师范大学一项针对年轻大学生的调查显示，69.7%的青年大学生对自身容貌感到焦虑。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外貌出众者在职场中存在 15%的工资收入红利，这一比例接近男女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容貌的重视与焦虑。

年龄焦虑以35岁为明显分界。例如，在当下各高校的教师招聘中，35岁以上博士后或青年教师已很难入选。王天夫教授团队此前曾展开中国软件工程师调查，在对42位软件工程师进行访谈后发现：35岁左右的从业者大多选择转行，或发展顺利晋升管理岗，或转岗至产品、销售等其他行业内岗位，或自主创业，另有不少完全脱离计算机相关行业而从事其他工作，总之几乎所有软件工程师都会在 30岁出头就开始规划“退路”。

教育焦虑的典型代表是“海淀妈妈”，她们坚信孩子 “必须最优秀”，全力推动孩子参与各类教育辅导，这种焦虑在升学竞争中持续发酵。

群体身份的焦虑同样突出：在美国铁锈地带，因全球化带来的产业转移以及移民对本地就业机会的挤占，这一代青年失去了与其父辈一样体面工作的机会，儿时原本的生活保障与社区氛围也不复存在。因此，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关于“我是谁”“我的出路何在”的身份焦虑，而这也成为特朗普当选的重要社会基础。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则引发了职业焦虑。王教授本人坦言，尽管此前很多人认为大学教授是最难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之一，但当自己尝试过deepseek大模型后，也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焦虑：大学生完全可以使用大语言模型让自己学习得更快、更好。

当下普遍流行的一对多、标准化的课堂教学形式，顺应和服务于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但并不能很好地适配数字和智能社会。相反，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可能更不容易失业，因为他们更多是要启蒙幼儿的心智——而这一点在短期内还无法由机器人代替。

值得注意的是，焦虑状态下的人们，对自身的认知可能出现偏差：一项大学生调查显示，当采用自我报告和量表测评两种不同的方式考察同一组受试者的焦虑水平，通过心理测评得出的高焦虑者的比例，比自我报告的高焦虑者比例少了32%。这说明，焦虑时的人们容易夸大自身的焦虑感受，而这往往会影响进一步的判断与决策。

日常语境中，焦虑常被理解为对未来的担忧与失控感——不确定能否达成目标、把握未来场景，这种情绪往往与担忧、不安、痛苦交织，是驱动人们行动的一种心理特征。哲学家认为，不经过焦虑洗礼的人难以成熟，这是因为焦虑中的思考过程能帮助人们预判未来和学习应对。

从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看，焦虑与恐惧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区别：恐惧的威胁来源非常具体，而焦虑的威胁来源往往不明确。动物面对威胁时会产生木僵、逃跑、战斗三种本能反应，这与人类的焦虑机制同源——焦虑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本能的生存警醒机制，由杏仁核与中枢神经触发，当人类的祖先面临老虎等对自身生命的威胁时，焦虑能促使其快速反应、存活下来。因此，具有焦虑情绪且能快速激活生存机制的个体，更易在演化中留存后代。从这个角度而言，焦虑是人类的 “生存遗产”。

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研究者发现，焦虑情绪的产生不仅和杏仁核有关，和大脑中的海马体和前额叶也有密切关联。海马体在大脑里负责记忆，前额叶则与人的逻辑推理、空间认知相关。海马体与前额叶的参与，让人的焦虑不再局限于具体且即时的生存威胁。比如，看到远处的凶猛犬只时，前额叶的分析计算会引发焦虑；想起过往被狗咬的经历时，记忆也会触发焦虑。此时的焦虑，是无意识本能与有意识的思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什么现代人的焦虑感比上一代人更强？核心原因就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现代工业科技发达社会的共同特征。

如日本学者森冈孝二曾在2005年出版《过劳时代》一书，讲述发达经济体如日本的过度加班之现象。而《过劳时代》于2018年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今日中国的加班文化正与过去的日本如出一辙。

王教授认为，如若究其根源，要从工具理性的扩张和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进行探讨。

（一）现代理性的起源

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起源，可以从马克思·韦伯的讨论说起。新教徒寻求上帝救赎，认为全身心工作就是回应上帝的召唤；加尔文教派则倡导“清苦生活”、排斥享乐。两者结合，就形成了 “努力工作 + 节俭积累 + 循环投资” 的逻辑，财富大量积累，而这正与资本主义扩大生产的需求一脉相承。

而如何评价工作效率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少，则要依靠“计算”。这种理念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都被纳入“计算”范畴。当理性计算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结合起来之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就开始席卷一切，而且越来越无坚不摧。

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人类的生产总值基本没有变化，所有波动主要都来自人口规模的变动；但到了工业革命之后，GDP便开始急速上升。

（二）现代理性的拓展

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基于个人信念与原则，不同人之间难以统一；工具理性则以 “投入—产出比” 为核心，追求效率最大化。

工具理性因其标准统一、方便计算，更容易被不同的人所接受而逐渐占据主导，人们亦逐渐习惯用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然而，如果社会一直朝着“谁的效率更高”的方向一直跑下去，后果就是价值理性被抛弃，而工具理性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呈现在社会中：

一是科层制的形成。科层制通过垂直等级结构与规则，实现人和人之间明确且精细化的分工协作，来服务于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科层制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而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慢慢演化出来的一种高效的结果。

二是排行榜的蔓延和赢者通吃的加剧。排行榜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等级划分机制，它甚至不用给出任何排行依据，掩埋所有过程、只看最终结果。如果排行榜机制一直往前推进，就一定会发展到“赢者通吃”：

以“二八定律”来简化推理：当社会以80%的回报来激励排行榜前20%的人努力奋斗、创造价值，随后社会又以80%中的80%（即64%）的回报来激励前20%中的前20%（即4%）的人继续努力，其后又以64%的回报中的80%去激励前4%的人里的前20%，那么便意味着最初总人数的4%*20%=0.8%的人，能够获得64%*80%=51.2%的社会回报。社会不断发展，基于排行榜的分配逻辑一直循环，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极少数的人获取很大部分的回报，也即“赢者通吃”的格局。

高考“状元”被争抢，而“榜眼”、“探花”却无人问津，正是赢者通吃这一逻辑的体现。在这种格局下，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头部资源，不得不陷入“内卷”，因为担心“一步错，步步错”，所以要“卷”到任何一步都不能出错。

但是，最终结果的微小差距往往都是由过程中的某些偶然因素所决定。如高考“状元”与“榜眼”、“探花”往往只是一两分的差距，但若究其原因，很可能只是试卷整洁程度的一点点差别影响了阅卷者的感知，或者当天“状元”去考场的路上更加顺利，心态略为平和因而发挥更稳定等等。

王天夫教授又以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正义论》作者约翰·罗尔斯的人生经历举例，解释个人天分与努力仅仅是获得社会成功的一小部分原因：

约翰·罗尔斯在7岁那年染上白喉病并且传染给了他6岁的弟弟，他自己很幸运地痊愈了，而弟弟却不幸身亡；8岁时约翰又感染肺炎，并且这一次他又传染给了另一位两岁的弟弟。约翰再一次打败了病魔，而他这位更年幼的弟弟又不幸身亡。在约翰·罗尔斯看来，他自己并不是兄弟中最身强力壮的那一位，但是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让他连续两次逃过死亡之神。在他看来，他最终的成就绝非全是因为他的聪明、他的坚韧、他的勤勉，或者他更强的身体免疫力。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仅仅是因为命运的垂青。因此，罗尔斯认定，承认幸运、承认偶然是社会正义能够得以运转的前提。[2]

（三）外部社会环境：风险、加速与不确定

首先，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多风险；而我们应对风险的方式和过程，又会催生更多新的风险，形成又一种正反馈的循环。

第三，当社会的风险越来越大、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就越来越高。试想，过去我们一天只需处理1件事，今天我们却需要一天处理 10 件事，后者的成功概率显然是远远低于前者的。而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也揭示了：任何评价体系确立后，人们都会刻意改变行为以追求最高的评价分数，结果却导致整个评价体系失效，进一步加剧社会不确定性。

风险增多、速度加快、不确定性升高，社会环境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然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人类本身却几乎未变。 人们对世界、对未来的掌控感越来越弱，于是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产生“错配”，这正是现代社会焦虑加剧的核心原因。

（一）焦虑带来的身体压力

焦虑的产生会让人的机体作出一系列生理反应。例如呼吸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释放葡萄糖、蛋白质等能量，收缩消化系统、激发免疫系统等等，以便随时准备逃跑或投入战斗。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度焦虑状态，极易使身体罹患心血管疾病、肠胃疾病或各类炎症，对身体造成损伤。

（二）焦虑时代的社会行为类型

结合“确定性” 与 “速度” 两个维度，可将焦虑时代的典型社会行为划分为四类：

放弃速度、放弃确定性：躺平，对社会情境变化无动于衷；

放弃速度、确保确定性：收缩，如考研、存钱、选择稳定的公务员工作；

追求速度、忽视确定性：赌徒心态，盲目宣泄；

追求速度、确保确定性：内卷，通过极致努力争夺资源。

这些社会行为也将带来一系列深远的社会后果：

一是社会不平等的放大。当社会越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对失败和成功的关注就越强，“失败”在社会层面就更难让人接受，人们对失败的担忧和焦虑就越重，进而又会以更多投入以追逐成功。当赢者通吃的逻辑不断循环，极少数人占据大多数社会资源的不平等机制便愈发深入。

二是精英的傲慢和精英陷阱。一方面，成功者根深蒂固地认为成功源自个人努力，而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不努力”或“能力不足”，因而对失败者极尽嘲讽。另一方面，成功者为维持优势，必须持续内卷、一直奋斗，直到身心俱疲甚至出现过劳死，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陷阱”。

而当个体焦虑蔓延到群体性的社会焦虑，社会本身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样态。

例如近年来为帮助个体应对焦虑而出现的许多“新职业”——“学业管家”“留学顾问”“婚姻家庭辅导师”“高考志愿填报师”等等。社会以“过度呵护”的方式来帮助应对人们的过度焦虑，从而催生出了情绪价值与情绪经济。

由此发展下去，社会治理层面也将形成保姆型的治理制度：当个人已无力承担自己失败的责任，社会便要追求“无限责任”和“零纰漏”以进行兜底，每一点都要做好（事实上并不可能），进一步加剧焦虑的氛围。

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焦虑进一步升级。快递物流、信息传播的加速，简化了过程，却强化了“即时性”期待，人们时刻关注“礼物何时送达”“信息是否回复”，焦虑变得无处不在——早上一醒，焦虑便来了；晚上躺下，焦虑还没走。

（一）焦虑的双重性

焦虑具有先天本能与后天社会属性，是人类社会不断演化的产物。正常的焦虑能起到警醒作用，激励人们应对挑战、提升自我；但过度焦虑会对身心造成损伤，如罹患各种生理疾病，或陷入内耗、倦怠等心理问题。

（二）如何应对焦虑

现代社会的焦虑，本质是过度追逐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接纳焦虑的正常性，坦然接受偶然与意外就是社会运行的一部分。同时，在工具理性之余也要回归价值理性，重视对情感、目的、意义等的追求，警惕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避免被“效率”“分数”等单一指标绑架。

（三）未来的社会科学

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王天夫教授认为，数字技术与 AI 的发展正在颠覆传统工业社会的结构，未来社会科学需要更多关注人的心灵与智能如何运转，研究人类情感与情绪，研究人类智慧的起源等等——因为在数字和智能社会中，这些因素将更可能影响到人们的生存与生活质量。

注：由于演讲时间限制，王天夫教授撷取了其焦虑社会理论的部分内容与现场听者分享。对此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点击此处阅读王教授《焦虑社会及其根源》论文原文。据悉，王天夫教授专著《焦虑社会》亦即将出版，欢迎读者朋友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