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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在深夜刷《世界的苦难》的人,不足以与之谈布迪厄丨天行推书

作者:贾韬 社会 发布时间:2020-04-10
当代社会理论家群体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应算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被“碰瓷”最狠的一位了。

日常所见,大量关于布迪厄著作的综述性成果都空有平庸的正确,至多算是抓住了他处于经典结构主义与互动论之间的定位,鲜有深读。各种敷衍的社会调研和粗陋的调研成果,也都敢于以“场域”、“惯习”或种种“资本”装点门面,却完全自说自话。

平庸和敷衍的一个标志,是参考文献中至多只见《反思社会学导引》《实践理论大纲》这些偏重说理之作,却不见《实践感》《国家精英》《自我分析纲要》这些更有趣、也更直接切题的运用式作品。更不要说《世界的苦难》(La Misère du monde)这部连专著都不算的生活史个案访谈集了。

《世界的苦难》法语原版的封面封底,有鲜明的“(沉默):受苦,言说,交谈”((silence): souffrance, parole, parle.)字样,一望而知的普通受苦人视角。不过同样是大部头,人们恐怕更愿意装作看过《区隔》,而不那么愿意承认更被《世界的苦难》吸引——智识精英骨子里的这种端与装,无论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还是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都做过精彩论述。

可是,每种社会学理论本身都自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学不到相应的方法,只是“引用”或假装引用概念框架,就既缺乏诚实,又无助于解释力。而学习方法的最笨拙也最聪明的途径,就是看那些榜样人物如何做;就是观摩社会理论大家如何运用相应的方法,如何与自己的调研对象互动。

对此,布迪厄曾在1992年初版的讲稿汇编注疏《反思社会学导引》第三部分中坦陈:

“一位力图传授科学惯习的社会学家,与一位高级体育教练,而不是与巴黎大学的教授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社会学家绝少通过根本原则和普遍概念表达自己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最糟糕的就是认识论成了社会交谈的主要谈资,成了长篇大论(dissertation)的主题,成了经验研究的替代物。”(p. 345,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

可惜,假装读书的人,通常都并无耐心翻阅第三部分,更何况这里讲的是方法和技艺,既难从中找到装饰用的理论花边,又更难真的耐下性子去模仿练习。就连体会其中的吐槽乐趣,也是有些门槛的。

对照之下,布迪厄毫未客气地质疑了概念汇编的实际价值:

“[帕森斯]进行纯粹的理论编纂(也就是完全不涉及任何应用),结果形成的是一个概念的大熔炉。……这种折衷式的分类汇编既然源出于某种教学的必要性,所以对于教学是颇为有益的,但除此之外毫无用处。” 

与此同时,布迪厄也并不高看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 1901-1976)的实证取向,认为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感觉的归类罗列”,以致“既与认识论无干,又不涉及科学理论”了。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与拉扎斯菲尔德这两端之间[1],默顿(Robert K. Merton, 1910[2]-2003)颇有影响力的中层理论也仅值得一带而过。(p. 346,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

显然,布迪厄试图对抗的,是“理论” 和 “方法论” 之间、或曰“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武断划定的知识论对立。在他所熟习的时代,这种对立是科学研究这种“劳动”形式中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结果,典型地表现为教授和应用研究机构职员之间的对立,看起来,这种划分甚至有某种韦伯式的政治-行政二分的痕迹。

到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似乎不得不承认,大学教授在理论能力和方法训练上也已经全面职员化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水准常常不如帕森斯式的“概念熔炉”教学传授,方法运用也还远达不到拉扎斯菲尔德式的绵密精致——原本,超越这两端才有望跟上布迪厄的步伐,但现在的实情是,研究者满足于把布迪厄扔进概念熔炉,同时又在方法论上自行其是。

回到布迪厄自己的教学期待,科学惯习的传授与习得,就是在“传承一门手艺(trade)”。那么,读《反思社会学导引》第三部分,就是在观摩作者如何回顾和评估自己的知识生产技艺和谋生手段。在这种评估-观摩互动中,于理论一端,听众或读者“不会干净利索地概括出诸如沟通行动、系统理论的内容,甚至得不到场域及惯习的概念”(p. 342)。于方法一端,轻省的模仿尚不可能,也还谈不上直接观摩理论家究竟如何使用自己的手艺。

这样一来,同期初版的《世界的苦难》(1993年)就有了它无可替代的意义。读者不妨抛开定见,首先当它是本故事集。作者自是强调不要跳过“正确理解各篇访谈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分析”(p.1)。不过我还是要强调读故事重于找理论,这本书在中文世界的读者们,无论受专业训练的学者与未来学者,还是受作者吸引的爱好者,都太急于(套用现成理论框架以)解释世界,却并没什么耐心(就事观事地)理解世界。

既然人们首要缺乏的恰是与耐下性子读故事和讲故事相关的那种理解世界的自觉,那么,推荐这本书的人就有必要先避开那些既顺手又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各类专业人士恰是借助它们而获得某种自我赋权)。行文至此,我的全部工作只不过是在借用《反思社会学导引》第三部分中强调的方法要点来推介《世界的苦难》,那么请容许我回到前者,再稍稍引用几句(布迪厄这样的作者,自带一种难以转述的精确,所以直引常比转引要好[3]):

“我希望在我的启发下,你们能够养成许多性情倾向,其中包括这样一种素质,它使你们把研究工作看作是一项理性的努力,而不是某种充满神奇色彩的求索:这里,你虽可以用些华美磅礴的词藻充实自己的语言而增强自己的自信,但你也会同时因此而增添几分担忧或困扰。……有些学者长年累月地陷于自我神化的状态里,把自己看成一个前无古人的探索者,殚精竭虑,以使自己符合那种神化后的光辉形象,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履行本职工作。这样的人,一旦从高处摔下来,走下神坛,等待他们的,就将是那远为残酷的失落感。

“研究报告在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于那种陈列展览,那种企图卖弄一番、让别人五体投地的自我炫耀,而是一种袒露自己、甘当风险的陈述。”

于是,在一种“袒露自己、甘当风险的陈述”中,布迪厄和他的同仁们是如何做的呢?我并不想直接对《世界的苦难》做一番远为干瘪得多的剧透[4]。这是荐书与书评的本质区别。不妨只是顺带提示一下:就算是专门讨论这卷调查的“方法论前提”的附于此书末尾的《理解》一文,给出的也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办法和示范,为的是切实拿出办法来恪守“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这条斯宾诺莎格言。

《理解》一文夹在全部案例陈述和全书的跋语之间,开篇即不无任性地直言“不打算过分强调理论或方法的思考,因为那是给研究人员看的”。毋宁说,此文焦点在于研究伦理。作者强调的是调研者和受访者之间的“无暴力沟通”,强调的是要防范和抵制将受访者“对象化”(objectification)的倾向。其中,防范对象化/物化,尤其意味着要防范“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造成强烈的审查效应(effect of censorship)”,以及相应“使得受访者没有说出某些见解”(p. 1145)。进一步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建构现实,调研者甚至有必要反而“将自身对象化”:

“社会学者虽然无法推卸地处在一个被社会指定的位置上,但只有将自身对象化,才能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想(这个对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个自我)和采纳后者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此时才能够理解,假如处于他们的地位,自己无疑会跟他们一样,也会像他们那样思考。”(p. 1159,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

至此,社会学者——包括一切足够优秀的社会科学调研者——须拥有与史家、文学家或非虚构写作者类同的美德。毕竟,(不妨玩弄一个文字游戏)布迪厄最有名、也被滥用最多的“场域”(champ)概念,英文译词恰好是“field”。那么,任何调研者,如果连你的fieldwork中的互动关系都无法以某种非暴力、非物化的方式做出妥善处理,又还奢谈什么对场域理论的运用。

但又可惜,社会科学日益的“去人文化”使得从业者距离这样的人文美德要求越来越远,前述的“职员化”不仅关乎理论上的无脑化、不学无术和概念空谈,还更根本地关乎方法上的简单粗暴、统计迷信、以及一切技术化操作背后的不把受调研者当人看。

所以我深觉有义务强调,关于布迪厄阅读,《世界的苦难》一书是个重要的象征性指标。不读此书者,不解此书之重要性者,不足以与之谈布迪厄。

不过,有人可能要问,面对这个已经糟心透顶的世界,为何还要推荐阅读别人家的《苦难》呢?功利些说,对日常重负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启发我们如何进入对当前一场公共卫生灾难的理解。心理学常常提供精神按摩,社会学却训练我们赖以与困境共存的判断力——借此获得一种既有望捕捉事实、又有望寻求合作行动的热切的冷眼。

注释
[1]书中曾有“拉扎斯菲尔德-帕森斯-默顿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这样的概括,并认为直至1960年代该三位一体的主宰性才“崩溃”(p.231)。
[2]不难注意到,默顿是费孝通的同龄人。对于一些同时代关键人物的研究脉络的对比,有时会令后学获得一些看待世界、处理田野的捷径。
[3]况且此书中译本也是难得的质量上乘。
[4]如果还有后续,这将是同系列下一篇推送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布迪厄 / [美]华康德 (1998),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Pierre Bourdieu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等 (2017), 《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张祖建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Pierre Bourdieu et al. (1999),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Sudhir Venkatesh (2008), Gang Leader for a Day, Penguin Group

6.[美]素德·文卡特斯 (2016), 《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 孙飞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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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韬

编辑:Savannah、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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