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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震教授主讲“天行系列沙龙”特别期 纵论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

作者:天小行 发布时间:2026-10-28

2026年10月21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天行教育哲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天行系列沙龙特别期在校内顺利召开。本期特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韩震开展《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主题讲座,来自全校多个院系的6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孙宇教授主持。


讲座回顾


嘉宾介绍

韩震,哲学博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中国人生科学学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会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选读(大纲)》首席专家。著有《西方历史哲学导论》《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义信念》等,译有《自我的根源》《历史与转义》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800余篇。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社部等部门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组部等部门“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一、任何哲学探索归根结底都是时代的产物


韩震教授从“什么是哲学”引入,引用黑格尔的重要论断——“哲学是思想中把握了的时代”,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探索归根结底都是时代的产物。他指出,任何理论都会经历从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作为对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生及其思维发展最普遍规律的认识,与其他学科相比,哲学探索需要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作为人类理论形态的实践活动,哲学与人类的其他思想文化传统一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马克思断定,“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韩震教授在理论文章《论新时代的中国时代精神》(2025年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也提出:“新时代哲学首先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研究哲学的人应当清晰完整地理解这种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心态,才能掌握和凝练与这个时代相符合的哲学。


除了对社会发展现实问题关注、思考与回答,哲学探索还需要我们置身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韩震教授指出,我们只把哲学当作文本来研究不行,但是离开文本也不行,因为思想是有文脉的。他引用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由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作为其出发前提的思想资料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一是中国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的传统;二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欧美哲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资源。根据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语境,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就可以归结于一个主题,即: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韩震教授认为这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一种方向性、根本性的变革。这是研究主题与理论方向的变化,即将原来让外来的哲学适应中国现实的研究取向,真正转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创造属于中国的哲学。


二、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哲学化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不同历史阶段


讲座的第二部分,韩震教授通过历史视角进行回顾,解释了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不是简单的语序颠倒,而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不同历史阶段。


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的话语形态为圭臬。即使中国哲学学科,也无法逃脱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的制约,如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伦理学、价值论以及理论哲学、实践哲学之分类。因此,在哲学思想的中外互动过程中,以往基本上是哲学的中国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取得了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念方面有内在的契合度,而且也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相互成就。但在新时代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华文化越来越呈现出自主自觉的特征。其思想表现是,不仅要跟着西方哲学讲哲学,而且要讲自己的哲学;不仅要讲古代的哲学,而且要讲新时代的哲学;不仅要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且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韩震教授指出,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的哲学化,二者是共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因此二者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可以认为,在新时代,哲学的中国化研究主题已经转换为中国的哲学化研究。这个主题的转换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的产物。就哲学知识本身而言,哲学的中国化,内涵指向哲学如何变得更加具有中国风格;而中国的哲学化,则是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和哲学体系。


该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韩震教授表示,中国的哲学化以哲学的中国化为前提条件,而哲学的中国化仍然可以作为中国的哲学化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的意义上,哲学的中国化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只是学会用舶来的理论解释中国现实,或者说尝试把哲学翻译成汉语,让哲学说中国话、用中国概念表达西方的哲学、用中国的事例解释西方的理论,那还远未达到作为时代精华的中国新时代哲学之规定性,还无法实现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内在统一,或者说还无法实现理论逻辑与客观逻辑的完全统一。



三、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是研究主题与范式的革命性转换


韩震教授首先解释了什么是中国的哲学化:即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问题出发,将现实问题用哲学的方式加以思考凝练出来的理论成果,是从中国客观现实的问题上升为哲学的理论逻辑表达。


之后韩震教授进一步作出解释:中国的哲学化,就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为主题,以中国的价值追求为理论动力,以中国的概念和话语为表达形式,以中国的思维方式为理论特征,植根于中华思想文化的文脉,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由中国人自觉构建起来的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


韩震教授强调,哲学的中国化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经过这种系统的训练,我们才能具有哲学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构建出强大的前理解结构。问题在于,只停留在原来的哲学的中国化阶段已无法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发展进程。因此,哲学的中国化向中国的哲学化这一主题的转向也就具有了历史必要性,具体原因有三点:


  1.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外延,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能够包容的理论广度和思维边界。


  2.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能够触及的理论深度之界限。


  3.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已经无法按照原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加以阐释,必须基于新的实践另辟蹊径。


可以说,西方哲学不能真正从根本上阐释说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现代西方哲学也不能真正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更无法阐明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按照西方哲学的底层逻辑,也无法构造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因此,中国的哲学化,必须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浸润中华文明创造的全部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化也不是与世界隔离,而是汲取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必须站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和潮头才能实现。这种哲学理论其最初的涌现、最终的表达,要体现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反映中国特色,展现中国风格,呈现中国气派,但最终是对世界性时代问题的哲学表达。


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赋予了中国哲学化以世界意义。中国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的世界普遍意义,也就决定了中国理论和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意义。他引用恩格斯关于“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论述,指出一个民族只有达到哲学的高度,才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峰。只有实现中国的哲学化,中国才能从自身的特殊性境遇开辟出一条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现实道路。


接着,韩震教授就从“普遍”与“特殊”相互转换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为什么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是革命性转换。哲学的中国化是把已经有的或外部传来的以特定表达时代的“普遍”理论形态加以中国的“特殊”表达,中国的哲学化是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境遇下的探索而达到了具有普遍性意义和深度的规律性认识,而这种普遍性认识实际上也反映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规律。逻辑地看: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是从普遍性走向特殊性,而中国的哲学化过程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因此,只有实现了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的主题性转换,中华民族才能在理论上自主地走向世界,才能构建真正具有自己独立主张的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中国的理论视野也会随着拓展,中国哲学思维的形态也会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中国人只有普遍化了自身,才能实现中国的哲学化;中国人只有普遍化了自身,才能真正从普遍意义上理解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胸怀天下;才能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这样,中国化的哲学就不仅仅有“中国特色”,而且也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不仅仅是跟上世界历史潮流,而且它就处于世界历史潮流的潮头,成为塑造和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


韩震教授结合个人学术历程谈到,自青年时期学习西方哲学,继而尝试用中国的语言表达这些思想,借助它们理解中国,到后来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阐释问题,最终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理论并尝试表达。他感到,伴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中国哲学界也应实现从哲学的中国化向中国的哲学化的转向。


因此,他认为,今天哲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是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中寻找研究课题,把时代性问题凝练为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哲学观念,并用中国式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表达出来。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中国、物质文明繁荣的中国,而且应该是理论的中国、思想的中国、哲学的中国。完成这一转换,每个人的贡献都只是沧海一粟,但没有一滴滴水就汇不成海洋,这正是每一位哲学工作者探索的价值所在。


韩震教授新近出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探索》,是其国社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该著作正是沿着“中国的哲学化”这条线索,通过对时代精神、哲学话语体系、知识形态演进、自由与秩序、生态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主题的哲学反思,试图构建一种既能扎根中国大地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范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丹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探索》评介中所说,韩震教授以“探索”为自己的工作命名,但经由个体性的哲学探索所展现的从“哲学的中国化”到“面向中国的哲学”,深刻反映的是研究重心的“哥白尼式转向”,为希望理解哲学如何在当代中国生长发展的哲学工作者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治学参考。

《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探索》

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2026年7月“中国好书”


讲座之后,韩震教授与现场师生围绕“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否需要另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体系”“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坚守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互动交流。韩震教授认为,哲学为其他学科提供方法论和逻辑概念基础,其他学科研究达到一定深度也会产生哲学意义,例如卢梭、弗洛伊德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其探讨的问题因具有普遍性而进入哲学视野;不必另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体系,而是形成不同理论视野的视野融合效果,否则反失对话渠道,关键是要在研究中走到前面,届时自然会形成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确带来一些结构性挑战,出路在于不把原创性思考外包给作为机器的人工智能,必须坚守人的主体性,成为掌握人工智能的人。本次报告以哲学的大智慧、理论的大视野和历史的大纵深,阐释了从哲学的中国化到中国的哲学化的研究进路和内在逻辑,帮助师生更清晰地认识并肩负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责任。



天行沙龙系北京师范大学天行教育哲学研究院的品牌学术活动,将继续秉承跨学科与前沿创新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以学者力量推动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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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小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天行教育哲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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