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工智能与民间玄学复兴并存的时代现象，如何准确理解和刻画科学工具理性之外的个体精神诉求与伦理危机？2026年5月11日，美国肯庸学院（Kenyon College）萧阳教授受邀带来一场题为“金岳霖与我们时代的玄学问题”的精彩讲座，以金岳霖《论道》为切入点辨析了科学与玄学的边界，并主张以一种饱含生命惊奇与“双重虚拟”的伦理学态度来解构迷信、合法地开展玄学实践，从而在智能与算法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不可言说的“单一性”留出空间。

来自校内外多院系、多学科背景的师生参与讨论，活动由哲学学院副院长郭佳宏教授主持。

以下为讲座内容的简要实录：

本次讲座的缘起，是要回应冯契先生的一句断言：“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如果做哲学的初心尚未消磨，会注意到今天的中国的两个时代问题：一个是人工智能（AI），另一个则是玄学。

回顾一个稍为宏大的历史坐标：中国式现代性的百年演进中，1923年开启的“科玄论战”提出了“打倒玄学鬼”的口号，与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同样关键。中国近百年的现代性建构，本质上正是对这两个口号从最初的无条件接受，到后来的有条件抵制，再到不断反思与重构的漫长过程。

然而，在科学在学界赢了的今天，“玄学”却在民间、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取得了胜利。当代的中国年轻人成功改写了“玄学”的定义：它不再是魏晋时期对《老子》《庄子》《周易》的哲理疏注，也不再是西方哲学分支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而是被重新定义为星相学、塔罗牌、八字与命理学等神秘学（esotericism）实践 。

回应这一时代现象，首先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的任务，毕竟这一代年轻人的压力远远超过先前时代的年轻人。从而对玄学的热情程度的历史起伏是一个经验问题，不是哲学家能回答好的问题。哲学家能够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玄学总会存在？基于此，哲学家还可以区分玄学理论和玄学实践，从而讨论第二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合法地进行玄学实践，而不致堕入迷信？

1.科学与玄学的划界：从“种种类类”“形形色色”到“这这那那”

要理解玄学为何总会存在，首先必须厘清科学问题与形而上学（玄学）问题的实质分野。借用金岳霖的哲学概念，事物的属性可有三个维度的描述：

• 种种类类：事物所属的类别与共性（如“中国人”“哲学家”“男性”等） 。 

• 形形色色：事物所具的形容词特征（如“个子不高”“讲话有口音”等） 。 

• 这这那那：事物的“单一性”（singularity），即只能用指示词和专名来指代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面向 。

科学的边界在于，它只探究关于“种种类类”和“形形色色”的是什么及为什么，而对“这这那那”毫无兴趣。如果一个人被扔出窗外，物理学只关心作为物体的他如何受重力影响，却不关心作为特定个体的他内心的恐惧与体验。

借用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关于非洲阿赞德人（Azande）的经典案例来做些说明：当一个阿赞德小男孩的脚被木桩扎伤时，他将之归咎于巫术（witchcraft）。这并非因为他不懂得基本的物理学或生物学常识（他清楚木桩是尖的、脚是软的，柔软的脚碰到尖的木桩会受伤），而是因为常识与科学无法回答“Why me? Why now?”（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单一性”问题。

玄学之所以拥有不竭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试图处理科学视域之外的“这这那那”。人们算命求签，问的从来不是抽象的普遍规律，而是（例如）“我”这个具体的人，能不能考研成功。

就“单一性”省思而言，文学与科学亦有跨领域的共鸣：

在文学一端，史铁生《我与地坛》的结尾写道：“当[太阳]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在科学一端，量子力学奠基人薛定谔在《我的人生观》中，借由印度吠檀多哲学发问：“假设你坐在阿尔卑斯高山乡村一条小路旁的长凳上。 ……如你眼睛所见的所有这些景色……在你来之前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再过一会——不用很久——你就不在了，而森林、岩石和天空将在你之后的几千年里在那儿亘古不变。……也许一百年前，另一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像你一样怀着敬畏和渴望，仰望着山上余晖渐退的积雪。……他和你一样感受痛苦和短暂的喜悦。他是别人吗？难道不是你自己吗？你的这个自我是什么？必须附加什么条件，这个被生下的才能是你，恰恰好是你，而不是——别人。”

这似乎表明，关于单一性、关于“这这那那”的惊奇与追问，深植于人性。

2.《论道》的两重解读：“软心肠的”形而上学话语与“绝断的”元学提醒词

在表层，《论道》展现了一个用现代分析哲学词汇重构中国老庄哲学的庞大系统。金岳霖用“能”（potentiality，使万物成为万物的发动力，类似于海德格尔的being或一种哲学的上帝概念）和“式/理”（逻辑上无限可能的形式总和）来解释世界。例如，如何解释恐龙在地球上的出现与灭绝？金岳霖的解释是：“有恐龙的时候就是‘能’套进恐龙那一可能的时候；现在没有恐龙就是‘能’完全退出恐龙这一可能的时候。”这种解释甚至可以用来回答庄子“道在屎溺”的难题。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软心肠的”解读，金岳霖就成了一个传统且无趣的玄学家。真正让《论道》跻身伟大著作的，是那个隐藏在背后的“绝断的”（resolute）金岳霖。他不断强调，“能”不是一个具体的“物”，因此说它进入或退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像“‘能’套进恐龙那一可能”这样的话，翻译过来不过是一句同义反复的“大白话”：恐龙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用“大白话”做玄学，是唯一合法的做玄学的方式。既然“能”是说不得的，金岳霖写下这些“说不得”的无意义命题，就并非真的为了给出一个类似进化论那样的因果解释，而是将这些玄学句子作为“提醒词”。他借此提醒我们去注意世界“如如”（suchness）的状态——去惊讶于这个世界竟然真的出现了恐龙这样一个充满奇迹的单一性事实 。

在这一意义上，牛顿也并未解释“the suchness of”万有引力——何以会有万有引力这件事。

3.免于迷信的玄学实践：反讽、礼仪与双重虚拟语气

转向这个最具现实关怀的问题：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年轻人该如何合法地进行玄学实践（如算命、求签），而不致沦为迷信？一个合理的答案是：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将玄学实践视为一种具有“反讽”与“双重虚拟语气”特征的礼仪行动。

礼仪行动有其自足性：借用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弗雷泽《金枝》的批评，人类的礼仪实践并不一定建立在某种（通常是错误的）科学理论之上。如果认为古人求雨是因为他们真有一套错误的气象学理论，那是对人类智慧的极大低估。

就此做一个心理学实验：让那些坚称不相信有地狱的听众，在纸上写下“我死后会下地狱”。结果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可能抗拒写下这句话。这表明人类的礼仪行动（如诅咒、清明节上坟等）与其显性的科学/理论信念是脱钩的。我们去上坟，并不是真的相信父母以物理形式存在于地下，而是我们在践行一种寄托哀思的礼仪 。

就双重虚拟语气及其“游戏”模式而言：这解释了年轻人算命或讨论星座时，实则处于何种精神状态。援引《荀子·礼论篇》关于“明器”（陪葬物）的论述，古人将无法使用的马车和水罐埋入坟墓，包含了双重虚拟语气意味：

• 第一重，仿佛他们还活着（as if they were still alive），所以要给他们陪葬器物，“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 第二重，仿佛他们真的死了（as if they were actually/really dead），为了表达最深切的悲哀，所以器物必须是被破坏的、不可使用的，“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年轻人的玄学实践同样是一种高度智慧的、双重虚拟的“游戏” 。就像两只狗在进行打闹游戏（rough play）时，既要假装真咬（投入情感），又要知道这不是真咬（守住底线）一样；两个恋爱中的人去合八字、看星盘，也是在进行一场“仿佛是真的、又仿佛不是真的”的意义建构游戏。

当一个女孩说“我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遇到这么好的伴侣”时，这是一种极高明的反讽式玄学。她未必真的相信前世今生，而是用这种夸张的神话式元学提醒词，表达对这段姻缘“这这那那”之偶然性与奇迹感的极致赞叹。

4.伦理学态度与充满惊奇的一生

当两人相遇，普通老百姓感叹一句“缘分啊”，随即打住，这是一种充满惊奇感的伦理学态度。

但如果像王德峰那样，试图用一套比科学还复杂的八字命理学去“解释”这种相遇，将其降格为某种普遍宿命规律的特例，这就彻底败坏了这个特定相遇的“单一性”。

玄学实践的伦理学态度恰在于对“这这那那”、对“单一性”的确认：就爱情与友谊的不可替代性和无理由性而言，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提供了一个典范。当被问及为何与某人是挚友时，他回答：“因为是他，因为是我。”（Because it was he, because it was I.） 

尽管蒙田用了两个“because”，似乎时给出了两个理由。但我们通常是用“种种类类”“形形色色”来给出理由，而不会用指示词来给出理由。比如说因为他很聪明，因为他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如此种种。可找朋友、找爱人不同于买东西，个中理由可能是任何语言都抓不住的，这就只好用你的专名来“强为名之”。

在真正的友谊和爱情面前，所有用“种种类类”“形形色色”（诸如MBTI性格测试、八字、外貌、学历）给出的理由都是失效的。真正的爱，是停止寻找“更好的”选项，是对对方那个不可言说的“这这那那”的绝对确认。试图通过MBTI合拍度或印度大师的前世姻缘说来确证爱情，本质上是对单一性的、真实的彼此的逃避，是一种伦理上的怯懦。

当下流行的“恋爱脑”一词也很值得反对，它将爱情还原为生物学或生理学，从而在概念上取消了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情存在的可能性。无论是科学主义的还原论，还是伪科学化的命理学解释，它们共同的罪过是：消解了生命的奇迹（explains away the wonder）。

重点在于，保有一种“惊奇”的伦理态度。维特根斯坦临终前留下的名言：“Tell them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常见的翻译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大谬。考虑到维特根斯坦一生孤独、受尽精神折磨、饮食极其粗糙，这句话的真正内核应被译为：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充满着惊奇（full of wonder）的一生。

就此，有伦理态度的玄学，显然不应是为了获得确定的宿命感去计算未来，而应是借由玄学的语言，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将生活视作理所当然（take it for granted），并逐渐意识到你的生活中每一个时刻的suchness都值得以惊奇的态度来看待，就一个孩子第一次看见世界时的那种wonder。你的人生因此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当每个时刻都并不理所当然，则将见证活着是多么wonderful。

萧　阳｜内容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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