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教育公平向来是社会经久不衰的热门议题。2017年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中译本和2018年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中译本的先后出版，都引发了人们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热烈探讨，两本译作也加印数次，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天行LAB亦曾在2018、2019年陆续推出了有关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及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的系列讨论：

大约5年后，一本中国青年学者的教育社会学专著《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经出版便再次引发了从学界到社会的有关教育公平的讨论。本书在一年内再版8次，列入豆瓣2023年度“社会·纪实”图书榜单。

作者郑雅君本人一时间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新京报书评周刊》《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知名媒体报道和采访，也在当下颇为流行的各类播客媒体中展开了与不同知识播主的对话。她在著作中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探寻生涯发展之路的娓娓讲述，以及在与媒体对话时对自身成长经历和研究过程的真诚分享，更是为许多有相似经历的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共鸣和慰藉。

本篇推文即延续天行LAB对教育公平话题的关注，为各位读者介绍这本《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1]

考上名牌大学远远不够

作者郑雅君把研究关注点放在了“寒门学子”在跨入名牌大学门槛后的就读体验上——“享有盛誉的名牌大学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和声望的代表，在当代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追求公义和诉诸盼望之所”（p.9）。但“为什么社会出身劣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毕业出路与生涯前景上劣势明显？”（p.6）

尽管近年来一系列国家专项、高校专项计划等倾斜性政策已经给予越来越多的农村学子、贫困学生以进入重点大学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但在大学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的背景下，寒门学子在跨入名校之后能否获得好的发展，在毕业时能否获得满意的出路等问题，也越来越难得到令社会成员们满意的回答。诸如“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话题标签的背后，正是教育能否促进以及如何促进社会平等的深刻追问。

郑雅君基于其硕士论文所写就的专著《金榜题名之后》，恰恰契合了当下教育公平与就业焦虑的社会关切。从2015秋到2018年夏天，她先后对来自中国南方和北方两所著名大学的总计62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每个深度访谈的耗时大约在3小时左右，最长的达到6小时。这些受访者基本覆盖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学科大类、所处学段（本科生和研究生）、男女性别以及各类毕业去向，以尽可能展现大学生群体内部的异质性。

通过对不同背景的大学生有关自己的个人生活史、大学就读体验和生涯选择过程的讲述，我们得以深入地了解到寒门学子在精英高校中究竟面临着何种挑战与障碍，个体又可能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突破这些障碍。

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工具理性？

在开始访谈之前，郑雅君曾预设：大学生选择毕业去向，是出于个人清晰的动机和目的而做出的理性行动。然而被访者的经历却让其发现：大学生的出路结果不总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不少人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被选择’，即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pp.14-15），“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去主动作选择”（p.272）。随着访谈个案的扩展和材料分析的深入，作者逐渐刻画出两种上大学的“实践模式”：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

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意识和对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的洞悉，使得他们知道“在哪里多投入，在哪里省点力”（p.92），从而可以高效地将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转化成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

与此相反，直觉依赖模式则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例如将高中时期的努力延续到大学，勤恳而认真地学习，但并不清楚搞好成绩是为什么，对于毕业后的职业目标没有任何想法和准备，临近毕业才意识到自己眼界不够；或者对“大学好自由，不喜欢的课60分就可以”的说法信以为真，等发现原来学分绩会严重影响保研、出国的机会时，已为时已晚。

表3 精英高校大学生“上大学”的两种实践模式（摘自本书第 96-97页）

在郑雅君看来，直觉依赖者并非没有树立目标的能力，只因“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从而引发其内在自我及文化常识的震动，陷入一种不清楚自己是谁、将要成为谁的模糊的位置感”。尽管从高中到大学确是一种场域转换，但不同人在这场转换中所感受到的“震动”程度却是不同的。

有些人丝毫没有感到有“转换”，有些人却为此迷茫无措、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适应和习得新的环境与文化——郑雅君发现，这种差异与学生的家庭出身和基础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不同阶层大相径庭的教育经历和生活境况逐渐养成了不同的阶层习性，而这两种模式正是“不同阶层习性的产物”。（p.97）。

家庭出身与两种实践模式的关联

最为典型的“直觉依赖模式”者，通常就是社会出身最为弱势的学生。如作者的一位被访者禹海，来自中部地区，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务农，姐姐有慢性疾病。一家四口仅靠父亲的薪水勉强维持。但父母仍倾尽所能支持其读书，母亲曾经在就读中学附近租房陪读四年。

而禹海本人也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业中，一方面是因为“一半的学习动力来自于我要给我妈争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所在教育体制也并未给他们考虑学习之外任何事的机会——“早晨6点学生都到教室里做好了……晚上11点下自习。作业又多，考试又勤，根本没办法考虑别的事，就是学。”（p.103）

天道酬勤，当一个来自中西部乡镇、家庭经济贫困、父母教育背景较低、所在中学只有“学”的学生终于突破重围以高分考入知名高校，迎接他们的却是完全陌生的、宛如“迷宫”一样的大学生活：他们遇到的第一重文化障碍是“文化脱嵌”，即当他们进入大学后体会到“对周遭物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全面疏离”。

这种疏离既表现在“不懂得如何操作电脑、查收邮件、在线选课”、“智能导航、自助购票”等等因对物理空间的陌生和无知而产生的窘迫甚至羞耻；也表现在不知道如何融入同学圈子，读不懂教授对优秀学生的期待，更没意识到自己不了解大学里的游戏规则，在还没能建立新的社会支持体系之前却已经与原先的亲人与朋友疏远——他们都已不能理解自己遇到的新情境与新困难。

“文化脱嵌”带来的冲击往往是相对短期的，大学“常识”的欠缺和社交上的孤独大多会随着在校时间的累积而逐渐消弭。但第二重文化障碍“文化迷失”就更不容易被发现和被突破——“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了内在自我的冲突，继而引发了行动目标和策略的迷失”（p.246）。

诸多寒门学子想不清楚当下的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该干什么”，而这极大地削弱了他们“树立目标、达成目标的行动力和能动性”，“使得他们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茫然的观望状态”（p.246）。如作者所言：“从‘文化迷失’状态中恢复并重新回到一种确定的状态，对寒门学子来说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过程”（p.248）。

再看“目标掌控模式”，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运用者则是家境最优渥的学生。如作者的另一位被访者经纬，出生自上海，父母为企业中层，在上海有四套商品房。他毕业于上海四大名校之一的著名高中，高中生活是志-趣-能的结合式发展，有丰富的发展课程和实验室资源帮助学生开发学科兴趣，也有充分的活动时间和假期为学生提供宝贵的闲暇去反思自身的处境——这种学习与生活的方式可以说几乎与大学无异。

而要在鼓励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的中学里成为佼佼者，成绩优异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个性才是加分项——“这种思路也帮助学生较早地认识到自我与个性的存在，调动起他们对爱好、目标、倾向的自主掌控，在大学前就对‘目标掌控模式’习以为常”（p.102）。

从这一角度来看，因为所读的经济发达地区知名高中与大学场域的相似性，目标掌控模式的践行者在进入大学后仍可以凭直觉来组织生活——只不过这是与“直觉依赖模式”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直觉。如郑雅君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的采访时所说：

“优势家庭的孩子在精英大学里真正的优势就在于，‘掌控目标’很可能本身就是他们的直觉，是一种他完全可以不质疑、不反思，也能够成功的惯性思维。”

很多优势家庭的学生或许没有明确的一个目标，但“他知道他坐在他人生的驾驶座上”；而被动的姿态则是“他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坐在驾驶座上，他把掌控目的地的主动权交给了学校和运气”，“仿佛是有别人在帮他开车”，但“他的车实际上是无人驾驶”。[2]

所以，目标掌控与直觉依赖两种模式的核心差异，不一定在于“有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在于是否有意识要主动为自己做选择。而家庭出身和与此相关的基础教育经历，则是潜移默化地塑造出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模式的根源。

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只将两种模式的生成归因于家庭出身，或者由此下定论认为寒门学子就不知道怎么掌控自己的人生，一来容易陷入出身决定论的陷阱而叫人不得不倍感失望，二来似乎也只停留在教人如何“理性规划”的层面，好像大家都要学会目标掌控式（另一种更为偏激的说法是“精致利己”）地度过大学——这显然都不是作者出版此书的初衷。

郑雅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她不仅想告诉读者“劣势怎么产生、理性规划要怎么做”，还想说明“光有一个短期筹划是不够的，你要知道你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

限于篇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推送作者对“上大学的意义”的研究与讨论，及“意义感”与毕业出路之间的关联。